計篇

曹操曰：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計於廟堂也。

導 讀

計者，算也。計算何事？道，天，地，將，法。廟堂之上，以敵我之五事較優劣，定勝負。勝負既定，然後興師動眾。

兵家權謀，莫先於此，故為篇首。

孫子曰：兵者a，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b。

注

a 兵：兵器，武器。這裏指軍事戰爭。

b 察：調查，考察。

譯

孫子說：戰爭，乃國家的大事，關係到人民生死，社稷存亡，不可不細心考察推究。

解

戰爭事關生死存亡，“不可不察”，不可不慎重。曹操有言：“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與荀攸書》）曹操本人機警多謀，身邊更有一個強大的“智囊團”—像荀彧、郭嘉、荀攸、賈詡以及後起的司馬懿，等等—如眾星拱月般提供知識見解、用兵謀略以及思想智慧等多層麵的資源支持。

可以說，曹操大體做到了從諫如流，充分發揮每一個臣屬的聰明才智，彙集眾人智慧為我所用，在用兵之時能做到“不可不察”的基本要求。若非其人，還是慎言兵事，例如東漢末年的大將軍—何進。漢靈帝中平六年（189）四月，漢靈帝劉宏死，其子劉辯即位，年十七，是為少帝。劉辯之母何太後聽政。何太後之兄大將軍何進，圖謀誅殺宦官，於是在這一年的秋天密召董卓帶兵進京，不料事泄，宦官張讓、段珪等率先動手，把何進等人誘殺於宮中。

何進的部將袁紹等人乘機發動兵變，入宮焚燒宮殿，誅殺宦官兩千餘人。張讓等人則劫持少帝劉辯及其弟陳留王劉協出走，待追兵至，張讓、段珪投河死。董卓帶兵迎少帝還宮，此後獨攬朝政，擁兵自重，不久又殺何太後，廢少帝為弘農王，立劉協為帝，是為漢獻帝。

在這一曆史進程的關鍵時期，大將軍何進的猶猶豫豫，不果斷，不堅決，在曹操看來是最不可容忍的。此時的曹操為漢廷西園八校尉之一的典軍校尉，雖然官微言輕，但見識頗高—在是年的十二月，董卓為相國獨專朝政，他早早地逃離京師，潛行至陳留（今河南陳留）開始招兵買馬，起兵於陳留己吾（今河南寧陵），第二年即以行奮武將軍之職加入到討董聯軍中來。

最初，何進謀求誅殺亂政的宦官，但何太後不同意，弟弟何苗因為收受宦官的賄賂，也前來勸阻，宦官趁勢服軟，假裝認罪；部將袁紹曾力勸何進痛下狠手，何進表現的卻是猶豫不定，以致延誤戰機，招來殺身之禍，少帝也因之被挾持出走，以至於釀成董卓獨攬國家大權，最後又殺掉何太後和少帝，焚毀京都洛陽城的慘劇。對此，曹操《薤露行》一詩感慨道：“惟漢廿二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強。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為貫日，己亦先受殃。”狩，天子出巡之意。執，這裏是挾持之意。白虹貫日，古人認為天上山現白虹貫日的天象，意味人世有禍及君主的事情發生，例如《後漢書·獻帝紀》記載有“初平元年二月，白虹貫日”。

曹操注解“”之計時有言，“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的確，戰爭謀劃軍事鬥爭需要麵麵俱到，駕馭全局。曹操雄才大略，氣度不凡，文武兼資，反觀胸無謀略、優柔寡斷、除奸不成反而禍國殃民身罹其害的大將軍何進，則不過是一個沐猴而冠的小人而已。的確，小智小慧不足以圖謀力不能及的軍政大事，而且像何進這樣的對東漢王朝造成的後果無疑是沉痛的：“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薤露行》）

故經之以五事a，校之以計而索其情b。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c，令民與上同意也d，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e。天者，陰陽、寒暑、時製也f。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g。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製、官道、主用也h。凡此五者，將莫不聞i，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j。

注

a 經：量度，籌劃。這裏是列出條目分析比較的意思。

b 曹操注曰：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校：通“較”，比較，檢核。計：即下文所言“主孰有道”等七計。索：尋求。情：實情，狀況。

c 曹操注曰：謂導之以教令。

d 上：國君。同意：同心，一心。

e 曹操注曰：危者，危疑也。

f 陰陽：包括軍事在內的古代天文、曆法、占卜之學中的主要概念之一。陰陽為貫通宇宙天地萬事萬物兩大對立麵，本為化生萬物的二氣，引申義頗多，如日、白晝、春夏、東和南為陽，月、黑夜、秋冬、西和北為陰，等等。兵家專講陰陽的一派，史稱“兵陰陽”。物的時製：時令，季節。

g 曹操注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製利也。論在《九地》篇中。死生：可存活下來的安全地形，還是絕望艱困之境。這裏指地形是否有利進攻，便於退守。

h 曹操注曰：曲製者，部曲、旗幟、金鼓之製也。曲製：部隊編製。曹操注曰：官者，五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官道：管理三軍將士的辦法。曹操注曰：主用者，主軍費用也。主用：掌管軍隊的經費物資。主，掌管；用，物資費用。

i 聞：知道，了解。

j 曹操注曰：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則勝也。

譯

所以，要從以下五個方麵對戰前形勢進行分析研究，比較敵我雙方各自的條件，從中推究出戰爭勝負的關鍵之所在。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將，五是法。所謂“道”，是使民眾和君主的意願相一致，這樣民眾能做到為國君出生入死。所謂“天”，是指晝夜、晴雨、冷熱、季節的更替等。所謂“地”，是指路程的遠近，地勢的險要或平坦，戰場的廣闊或狹窄，地形是生地還是死地等地理條件。所謂“將”，指將帥的軍事才智，能否做到賞罰有信，關愛部下，勇敢果斷，軍紀嚴明。所謂“法”，指軍隊的編製製度，管理將士的方法，軍用物資的管理供應等。這五個方麵，將帥沒有不知道的，隻有深刻領會真正掌握這些的人才能獲得勝利，否則就不能取勝。

解

孫子有言：天者，陰陽、寒暑、時製也。

曹操注曰：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製。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民也。

所有的軍事活動無不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進行，故而戰爭的自然環境等諸多因素，尤其是天氣時節、氣象氣候、溫暖寒涼等對軍事行動有或淺或深的製約和影響。由此，行軍作戰一定要處理好陰陽四時這一關鍵因素。

曹操南征北戰戎馬一生，其所謂的“順天行誅”的“天”，很具體，很現實，沒有人格神明的意味在，軍事行動必須因循“陰陽四時之製”。陰陽四時，指外在環境以及由此而關聯的觀念認定、文化認同，尤其是前者是絕對容不得想象的，更不可視而不見。“陰陽四時”當然可寬泛理解，例如曹操在所著《兵法》即有：“太白已出高，賊魚入人境，可擊必勝，去，勿追，雖見其利，必有後害。”太白，即金星，又名啟明、長庚，早晨出現在東方，故又曰啟明。像“太白已出高，賊魚入人境”之類的推衍，在今天看來或許有迷信的成分在，但的確是彼時軍事家對四時天象的認知，有尊崇的意味在其中。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親率大軍征討關中的馬超、韓遂等部。是年九月，大軍繞過馬超把守的潼關，準備橫渡渭水。馬超率領潼關守軍直奔渭水入黃河口處一帶，布下重兵予以攔截堵擊。曹操下令多設疑兵以分散敵兵，又急命在渭水之上架設浮橋，連夜分兵渡河。曹軍每次渡過渭水抵達南岸，還沒來得及在對岸安營紮寨，即被馬超所部的騎兵衝破。且關中土地多沙，無法築造營壘。此時有人建議，可利用關中地區天氣寒冷及土地多沙的特點，起沙為城，而後以水灌之，一夜即可建成一座城池。曹操從之，軍中多作絹袋以運水，夜間渡兵過河之後悄悄造城。至第二日，天大亮，一堅固的“冰”城已經築成。曹軍由此在河對岸站穩腳跟，人馬得以盡渡渭水。

建安十九年（214）閏五月，孫權攻破曹操在淮南地區的橋頭堡—皖城，廬江太守朱光被擒，城中男女老小人口數萬被俘。曹操留少子曹植守鄴城，自己親率大軍抵達合肥，欲南征東吳。此時正好趕上江淮地區的雨季，三軍將士大都不願進軍。曹操依然執意出兵，因為陰雨連綿，士卒不習水戰，情緒低落，軍心不安。出兵三月，徒耗錢糧而未能取得任何戰果，隻得於十月引兵自合肥而還。此即不遵從天時不順遂軍心用兵的教訓。

孫子有言：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曹操注曰：將宜五德備也。

曹操在對“計篇”之“計”的注解中即把將“選將”作為“計”之首，可見曹操對將領的選拔的重視。曹操經常掛在嘴邊的是：如有一點功勞勳業可言的話，“皆部曲將校之助”（《上書讓增封武平侯》），他在自內心深處倚重帳下這些帶領士兵衝鋒陷陣的將校們。曹操選將不拘一格，唯才是舉，擢拔有度，故而在曹操麾下聚集起大批傑出的將領。陳壽《三國誌》曾這樣評說：“太祖（曹操）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這裏所說的“五子”即曹操軍事集團中最傑出的五位將領：樂進，張遼，於禁，徐晃和張郃。曹操《表稱樂進於禁張遼》一文中這樣稱美樂進等將領：“武力既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攻，常為督率，奮強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桴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禦師旅，撫眾則和，奉令無犯，當敵製決，靡有遺失。”下麵，我們來簡單認識一下曹操的五子良將：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今河南清豐）人，以膽識英烈著稱，隨軍南征北討，戰功無數。官渡之戰中奮勇力戰，斬殺袁紹部將淳於瓊；與袁譚、袁尚大戰於黎陽，斬殺大將嚴敬。其後，樂進別擊黃巾、雍奴、管承，皆大破之。隨曹操平荊州，留屯襄陽，進擊關羽等人，擊退其眾，南郡諸郡的山穀蠻夷都前往樂進處投降。後來從曹操征孫權，假進節。曹操回師後，留樂進與張遼、李典屯兵於合肥。樂進數有軍功，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218）去世，諡曰威侯。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今山西朔州）人，初屬並州刺史丁原，繼追隨呂布，呂布死，歸曹操，為曹操麾下名將之一。跟隨曹操進攻袁尚、袁譚兄弟，並遠征烏桓，立下戰功無數。建安二十年（215），孫權攻合肥，張遼率敢死之士八百人在逍遙津（今安徽合肥）大破孫權，被任為征東將軍。後率軍攻吳，病死軍中。

於禁，字文則，泰山巨平（今山東泰安）人，初從濟北相鮑信，後歸曹操。追隨曹操擊黃巾軍和呂布、張繡、袁紹等，任虎威將軍。建安二十四年(219)，曹仁與蜀將關羽相拒於樊城，於禁率軍增援，時逢漢水泛濫，所部七軍皆被淹沒，遂降。後孫權奪取荊州，被遣返回魏，最終慚恨而死。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縣(今山西洪洞)人。官渡之戰中，徐晃率軍截燒袁軍糧車，袁軍由此陷入被動。渭南之戰中，率部奇襲渭北，為曹操打敗馬超，奪取關中立下汗馬功勞。後奉命救援襄陽和樊城，大破蜀漢關羽所部。

張郃，河間鄚縣(今河北任丘北)人。原為袁紹部將，官渡之戰後歸曹操，後率軍西拒諸葛亮，在街亭(今甘肅莊浪)破蜀軍前鋒馬謖，因功升車騎將軍。後在木門(今甘肅天水)與蜀軍作戰中箭而死。

這些優秀將領皆具“五德”，在智、信、仁、勇、嚴等方麵各有偏重，都不失為良將之選。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a，曰：主孰有道b？將孰有能c？天地孰得d？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

注

a 曹操注曰：索其情者，勝負之情。

b 曹操注曰：道德。孰：誰，哪一方。

c 曹操注曰：智能。

d 曹操注曰：天時、地利。

譯

由此要從以下七個方麵來比較敵我雙方的各種條件，從中找出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哪一方的君主更加賢明有道？哪一方的將領更賢能更有才幹？哪一方占據更有利的天時地利條件？哪一方的法令能夠貫徹執行？哪一方的裝備更優良，軍隊更強大？哪一方的士卒訓練有素？哪一方的賞罰更加嚴明？我們對比分析這些，就可以知道誰勝誰負了。

解

孫子有言：法令孰行？

曹操注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

曹操從初舉孝廉步上政治舞台起就展現出執法嚴明的特征。這一特征在日後曹操的治軍方略中體現得更為明顯。曹操用兵，強調依法製軍，並親自製定了一係列的軍中操令，賞功罰罪，執法肅然。史籍中記載有曹操“割發代首”之事，傳為美談。

曹操累年出征，行經麥地之中，下令士卒不得踐踏敗壞麥苗，犯者死。騎兵皆下馬，小心翼翼，付麥以相持。曹操的馬受驚騰入麥中，於是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曹操認為：“製法而自犯之，何以統率屬下？然我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於是，援劍割發置於地上，以示懲戒之意。割去頭發在中國古代是一項嚴厲的刑法，被稱為“髡刑”。曹操治軍之嚴明，可見一斑。

法令之設，是為了讓人不敢去觸犯；若有違法令，必然要懲處之。按《春秋》義法，刑罰不加於尊者，曹操以通達著稱，割發代首，兩不相違，踐行的還是孫子一再追問並強調的—法令能否嚴格並堅決地貫徹執行下去。

孫子有言：吾以此知勝負矣。

曹操注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

東漢末年出現地方豪強、州郡長官擁兵自重和武裝割據的局麵，但其中大部分的人物、派係和地方勢力尤其是武夫或儒生，因為缺乏足夠的智識謀略抑或膽識才幹，最終在兼並戰中灰飛煙滅。值得注意的是，率先敗下陣來的就是所謂的迂闊的儒士，即便出身於世家大戶或身居高位者；再者就是所謂的頭腦簡單的赳赳武夫，即便弓馬再怎麼嫻熟，氣力如何能摧拔山兮，沒有智謀和廟算是無論如何也是不能成就偉業的。

曹操迎天子於許都之後，擁兵自重的袁紹心中大為不服。袁紹此時已經兼並黃河以北各郡縣，天下群雄都畏懼他的強大。建安三年(198)，曹操已南破張繡，解除掉肘腋之患，東擒呂布，平定徐州，勢力大增，進而與袁紹相抗衡。

大名士孔融對曹操的謀士荀彧分析道a：袁紹地廣兵強，有田豐、許攸等謀臣替他出謀劃策，審配、逢紀等忠臣為他幹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為他統領軍隊，恐怕很難戰勝啊！荀彧則有自己獨到的分析：袁紹兵雖眾而法令不整肅，田豐剛愎而好犯上，許攸貪婪而不檢束，審配專權而無謀，逢紀果決而剛愎自用，這兩人料理後方，如果許攸家犯了法，一定不會放過，不寬縱，許攸必然叛變。至於顏良、文醜，不過匹夫之勇罷了，可以一戰而擒！

從上麵兩家的分析來看，孔融無疑屬於不通軍事時務的儒士之類的人物，他的見解還是浮在表麵之上，而荀彧則鞭辟入裏，無愧大謀臣之稱。

* * *

a孔融，字文舉，魯國魯縣（今山東曲阜）人。曾任北海相，時稱孔北海。為人恃才負氣，文章簡潔有棱角，多譏嘲之辭，又能詩，為“建安七子”之一。後因觸怒曹操而被殺。荀彧，字文若，潁陰（今河南省許昌）人。初依附袁紹，後歸曹操，任奮武司馬。後隨操破袁紹，伐劉表，而被擢為侍中，封萬歲亭侯。曾獻議迎漢獻帝都許，不久，任尚書令，軍政大計多出其手，素為曹操所重，時人稱之為“荀令君”。

將聽吾計a，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b，乃為之勢，以佐其外c。勢者，因利而製權也d。兵者，詭道也e。故能而示之不能f，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g，亂而取之h，實而備之i，強而避之j，怒而撓之k，卑而驕之，佚而勞之l，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m，不可先傳也。

注

a 將：如果。

b 利：有利的計策被采納。聽：聽從，依從。

c 曹操注曰：常法之外也。佐：輔助。

d 曹操注曰：製由權也，權因事製也。製權：根據情況而采取相應的行動。

e 曹操注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

f 示：偽裝。

g 利：指貪利的對手。

h 取：設伏偷襲以敗敵。

i 曹操注曰：敵治實，須備之也。實而備之：指對力量充實強大的敵人要小心防備。

j 曹操注曰：避其所長也。

k 曹操注曰：待其衰懈也。撓：挑逗，騷擾。

l 曹操注曰：以利勞之。佚：通“逸”。這裏指休整充分。

m 勝：佳妙，訣竅。

譯

如果聽從我的計策，指揮作戰就一定能勝利，那我就留用他。倘若不聽從我的計策，指揮作戰就一定會失敗，那就不任用他。有利的計策已經被采納，還要設法造勢來輔助計策的實施。所謂“勢”，就是根據情況是否有利而采取相應的行動。戰爭，即一種詭詐多變的行為。所以，能攻打而裝作不能攻打，要攻打而裝作不準備攻打，要在近處行動卻裝作在遠處行動，要在遠處行動卻裝作在近處行動。對於貪利的敵人，要用小利來引誘他，對於處於混亂中的敵人要乘機攻取他。對於力量充實的敵人，要小心防備。對於強大的敵人，要暫時避讓。對於易怒的敵人，要去挑逗激怒他。對於輕視我方的敵人，要設法讓他更加驕傲輕敵。對於休整充分的敵人，要設法使其疲勞。對於內部和睦的敵人，要設法離間他。要在敵人沒有準備的情況下攻擊，要在敵人意想不到的情況下行動。這些是軍事家取勝的奧秘，是不可事先傳授的，必須在戰爭中根據具體情況靈活運用的。

解

孫子有言：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曹操注曰：不能定計，則退去之。

漢獻帝初平元年（190）正月，關東州郡起兵討伐董卓，打出“誅除國賊”“並赴國難”的旗號，推舉袁紹為盟主，曹操為行奮武將軍。各地豪強，大俠富族，紛紛響應，出現萬裏相赴的局麵。

董卓挾持漢獻帝西遷長安，焚洛陽城。袁紹等畏懼董卓兵強，不敢先進，而關東聯軍的其他首領缺乏戰略眼光畏手畏腳，曹操於是進言：“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

東部聯軍已經形成從南（袁術為首）、東（劉岱、張邈、鮑信、曹操等）、北（袁紹、王匡等）三麵包圍進逼董卓之勢。曹操主張立即發起進攻，遂獨自引兵向西，待機進攻洛陽，與董卓將徐榮戰於滎陽汴水之間，結果大敗而回。歸至酸棗後，曹操見諸將不圖西進，憤怒譴責東線眾將領，並再次為之謀劃攻打董卓之計：“使勃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轅、太穀，全製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恥之！”

張邈等人拒不采納曹操的建議。曹操見狀，於是主動地獨自引兵離去。“不能定計，則退去之”，是基於對自身實力和周遭情形的理性判斷，退而求其次。曹操先是到揚州募兵，而後進駐河內，其後進入東郡並由此而奠定日後割據之基業。

孫子有言：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曹操注曰：欲進而治去道，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臨晉而渡於夏陽也。

曹操此處言及的韓信襲取安邑之戰，踐行的即是“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的作戰原則。漢高祖二年（前205），魏王豹反叛劉邦，與項羽訂約講和。八月，劉邦任命韓信為左丞相，攻打魏王豹。魏王將主力部隊駐紮於蒲阪，堵塞臨晉關。韓信乃增設疑兵，陳船假意要在臨晉渡河，而伏兵從夏陽以木製盆甕浮水渡河，偷襲安邑。大敗魏軍，俘虜魏王豹，平定魏地。

官渡決戰前有白馬之圍，曹操一方很好地處理了戰場上的遠和近，進和退之間的關係，最終取得勝利。建安五年（200）二月，袁紹派遣郭圖、淳於瓊、顏良進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今河南浚縣東南），袁紹自己則引兵至黎陽，即將渡河以尋求曹軍主力作戰。劉延兵馬太少，隻有1000軍兵，又遭到圍攻，情況危急。四月，曹操親率駐紮在官渡的曹軍北上，以解白馬之圍。

當部隊正向前開進時，荀攸分析眼前形勢，認為不能與實力懸殊的強大敵軍正麵對抗，提出聲東擊西、解救白馬的作戰方略，袁紹兵多，應設法分散其兵力；於是勸曹操引兵先到延津，偽裝渡河攻擊袁紹的側後方，使袁紹分兵向西應戰，然後再派輕騎襲擊進攻白馬的袁軍。如此運兵，看似迂遠，實則可以做到攻其不備，一定可以打敗以顏良為首的袁紹軍。

曹操依計而行，袁紹果然分兵延津。曹操乘機率輕騎兼程奔襲，顏良發現曹軍時已隻有十來裏的距離，生性急躁狹隘的顏良驚慌之中，倉促應戰。曹操以張遼和關羽為先鋒出戰，結果顏良被關羽策馬刺殺於萬軍之中，斬其首級而還。袁軍眾人震驚不已，無人敢抵擋曹軍的衝擊，紛紛敗退下來。曹操此戰解白馬之圍，又以大勝之兵遷移白馬當地的百姓沿河西撤。

孫子有言：親而離之。

曹操注曰：以間離之。

對手內部親如一家鐵板一塊，那自然是不好對付的，若要強攻，勢必有出現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可能。如何去瓦解敵人內部的“親密”關係呢？曹操說以“間”的方式讓他們分崩離析！

關西，即潼關以西的關中和隴右地區，一直都是曹操進攻江東、益州的大後方。這一廣大的地區在名義上臣屬東漢朝廷，實際上被涼州的韓遂、馬超集團以及董卓集團的殘餘勢力盤踞把控，是一個半割據的狀態，製約曹操率兵南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211)三月，曹操命司隸校尉鐘繇和征西護軍夏侯淵分兵進攻漢中的張魯，結果逼得關西眾將馬超、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十部人人自危，於是群起反叛曹操。

曹操開始西征馬超。待曹軍突破潼關險要，馬超等人駐守渭南，發現自己西去的歸路被截斷，夜襲曹營又遭伏兵掩殺。於是一麵集結主力於渭南，希望阻止曹軍後續兵力進入此地，一麵派人送信，提出以割讓黃河以西的廣大地區為條件講和。

馬超等人多次前來挑戰，曹操並不應戰；馬超等人再三請求割地求和，並提出讓自己的兒子做人質，以求和解。曹操聽從謀士覺得穩操勝券，對求和置之不理。九月，曹操率全軍渡過渭水，賈詡之計，假意先答應下來。

韓遂請求與曹操會麵。曹操與韓遂的父親在同一年被舉為孝廉，又與韓遂年齡相當，幾乎算是同輩，因此兩人都騎著戰馬在陣前馬靠馬交談了很長時間，他們不談軍事，隻敘京城故舊昔日往事，說到高興處，二人拍手大笑。

這次不同尋常的會見結束後，馬超問韓遂，曹操都說了些什麼？韓遂回答說，沒談什麼。於是，馬超等人對韓遂有了猜疑之心。過了幾天，曹操給韓遂寫了封信，故意在上麵塗改了許多地方，好像是韓遂心虛自己改的一樣。馬超等人更加懷疑。

曹操親自上陣上演了一出“以間離之”的好戲，利用關西眾將互相猜忌的時機，與他們約期會戰。曹操先用輕裝部隊挑逗敵軍，打了一段時間之後派出精銳騎兵夾攻，大破關西軍。成宜、李堪等被斬殺，韓遂、馬超等人逃到涼州隴右，楊秋逃奔至安定（今甘肅鎮原），至此，關中得以平定。

孫子有言：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曹操注曰：擊其懈怠，出其空虛。

《孫子兵法》中的“無備”，曹操具體解讀為敵方之“懈怠”，“不意”解讀為“空虛”。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曹操有第一手的作戰經驗。

建安九年（204），曹操親率大軍圍攻鄴城，守衛鄴城的是袁紹的大謀士審配。

官渡一戰，袁氏集團在大敗之後在內部掀起“清算”之風，謀臣將帥之間彼此攻擊陷害。官渡戰前因進言而下獄的謀士田豐，因逢紀的挑唆而遭到殺害，袁紹外表寬厚而內心嫉妒苛刻的性格展露無遺。在官渡之戰中，審配的兩個兒子都被曹軍俘虜了，這成了審配的“小辮子”。有人開始勸袁紹撤掉審配的守城之職，他隨時有反叛的可能。袁紹本來已派孟岱為監軍，代替審配守衛鄴城。此時一向與審配不和的逢紀卻向袁紹建言：審配天性剛烈正直，時常以古人貞節之操砥礪自己，決不會因兩個兒子在曹營而生背離之心，請不必懷疑之。袁紹聽從逢紀之見，恢複了審配的職位。袁紹死後，袁譚、袁尚又起紛爭，審配站在袁尚一方，而曹操引誘籠絡袁譚為同盟，與勢力強大的袁尚為戰。

建安九年（204）的二月，袁尚領兵北上攻擊袁譚，留審配、蘇由守鄴城，趁鄴城兵力減弱之際，曹操迅速進軍包圍鄴城，與袁譚一北一南形成夾擊之勢。鄴城a，以地大人眾著稱，城牆堅實，防守設施密布，曹軍圍城強攻一個多月竟未能奏效。是年五月，曹操改變策略，不再強攻，而是毀掉之前攻城用的土山和地道，在城外四周開挖塹壕周長達四十裏，準備長期圍城。

開鑿塹壕時，曹操初令淺嘗輒止，似乎人馬可一越而過。守城的審配望之而發出冷笑。這個時候，以審配為首的守軍肯定是懈怠的，他們不再出兵襲擾曹操的工程部隊，也不再破壞溝塹。曹操急令夜間加緊開掘，挖出廣深二丈的大塹壕，又引來漳河之水灌注其中。至此，鄴城被大水圍困，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

袁尚得知鄴城危急，回兵救援，被曹操擊敗。曹操命人把繳獲的袁尚的印綬、斧鉞和衣物等向城中守軍展示，以瓦解守軍鬥誌。唯有忠心耿耿的審配堅持抵抗，鼓勵將士道：曹軍已疲憊不堪，袁熙的軍隊即將前來。審配的侄兒為東門校尉，見大勢已去遂開門迎降。審配抵抗到最後，被活捉後寧死不降，被殺。

孫子有言：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曹操注曰：傳，猶泄也。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臨敵變化，不可先傳也。故料敵在心，察機在目也。

戰場形勢複雜多變，瞬息之間即有突變逆轉之可能，由此曹操強調不可提前泄露製勝之略；料敵在心，察機在目，待大方向定好後，把執行權交給前方的將士。

漢獻帝建安二十年（215），曹操親率大軍西征張魯，謀取漢中。為防備東吳孫權進攻合肥，臨行之前，曹操交給薛悌一封親筆急函，命他前往合肥交給駐守在此的主將張遼。信函上有“賊至乃發”的字樣，意思是待東吳賊軍達到城下之時再拆信閱之。

是年八月，孫權率領十萬大軍進圍合肥。此時的合肥為曹魏政權在東部的軍事重鎮，但合肥諸將張遼、樂進、李典以及護軍薛悌互不統屬，手下僅有七千人，大軍當前，形勢極其危急。於是，諸將共同拆開信函，信中有曹操的教令：“若孫權軍來至城下，張遼、李典將軍出戰，樂進將軍守住城池，護軍薛悌不得參戰。”

諸將閱後滿腹狐疑，雲裏霧裏不知所雲。隻有張遼領會到曹操的指揮方略—張遼和李典勇銳有加，樂進老成持重，而薛悌隻是一名文吏，給諸將解釋道：曹公遠征在外，待其救兵前來，敵軍早已攻破我們的城防。由此曹公教吾等眾將，待敵軍未合便迎而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方可守住合肥。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

李典素與張遼不和，在此千鈞一發之際慨然以軍國之事為重，放下私怨，表示願與張遼一起出戰。

拂曉，張遼披甲執銳，親選親率領八百敢死之士，向立足未穩的吳軍陣營發起衝擊，殺數十人，斬東吳兩員大將，直衝到孫權麾下。幾番廝殺，大挫吳軍士氣。後孫權攻打合肥十餘日，始終無果，於是決定退師。張遼率軍乘勢追擊，率步兵騎兵在逍遙津突然出現，險些分割圍殲退兵動作稍遲緩的孫權，甘寧、呂蒙和淩統等為護衛孫權拚死力戰，孫權方才幸免於難。張遼一戰而威震江東。據《魏略》記載，此役之後，江東有小兒啼哭不肯止者，父母言說張遼至，孩童無敢哭者。

合肥之守，本來是孤懸一線，無援無助，若專任勇銳，則好戰生患；專聽怯懦，則畏懼之心頓生，終究難保城池。敵眾，必然冒失貪進，輕敵懈怠，絕無退路的張遼率精兵出乎意料地發起攻擊，求得聲勢心氣上的大勝，真可謂勝而後守，守則必固。

曹操真可謂料敵在心，事前有調度，隻是通過秘而不宣的軍令讓守城諸將察機在目，臨敵變化，奮勇作戰，創造出軍事史上以絕對劣勢兵力成功守城的光輝戰例。東晉史學家孫盛對此戰的評論相當精彩：“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

* * *

a鄴，古都邑名，春秋時期齊桓公始築，戰國時期的魏文侯建都於此，秦時置縣，漢後為魏郡治所，東漢末年先後為冀州、香州治所，後袁紹於此鎮之。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a，得算多也b；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注

a 廟算：作戰前朝廷對戰事進行謀劃預判。廟，廟堂，國君議事之所。按宋代張預的注解，古時興師命將，必致齋於朝廷，授以成算，然後命令派遣之，由此稱之為廟算。

b 得算：計謀成功。

譯

在開戰之前，對戰事進行謀劃預判，能勝的一方，是因為計算周密謀劃深遠，勝利的條件很充分：在開戰之前，預判不能勝的一方，是因為計算不周謀劃不足，勝利的條件不充足。計算周密就能取勝，計算不周就不能獲勝，更何況毫無計算考慮的呢？我們從這些方麵去觀察，誰勝誰負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

解

孫子有言：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曹操注曰：以吾道觀之矣。

曹操所言的“吾道”大有孔子“吾道一以貫之”（《論語•裏仁》）的大精神。曹操的立身行事和軍事謀略都蘊含在他的“吾道”之中，對此他身邊的大謀士亦有深亮之論。

早在建安二年（197）曹操征討張繡期間，曹操接連戰敗，袁紹曾專門修書一封給曹操，言辭輕慢，大有羞辱之意。就在曹操準備再次向張繡發動攻擊時，得到情報說袁紹將乘虛而入偷襲曹操的大本營許都，曹操當即率眾回師，不得不正麵抵擋袁紹。袁紹坐擁四州之地，實力最為強大，曹操擔心自己不具備與袁紹抗衡的實力，並且此時的曹操軍事集團東有呂布，西有虎視眈眈的關中諸將韓遂、馬騰，南麵是正與之殺得正酣的張繡，形勢非但不樂觀，而且嚴峻異常—“將討不義，而力不敵”。

曹操的大謀士郭嘉[a]慧眼獨具，認為古今成敗，在於人才，苟非其人，雖強易弱。唯一能與曹操爭天下的，隻有一個袁紹，但在郭嘉看來，袁紹在“度”“謀”“武”“德”四個方麵都遠不及曹操，而曹操在上述的四方麵都遠勝過袁紹，且正輔佐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強，其何能為？”接著，郭嘉逐條分析曹、袁紹雙方的優劣短長，提出著名的“十勝十敗”說：

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製，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禦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

大戰之前，郭嘉的“廟算”可謂條分縷析，頗具說服力，不但大振曹軍將士的鬥誌，更助曹操擬定出西撫關中、東綏孫策、打擊袁術、平定呂布的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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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今河南禹州）人，初投袁紹，認為袁紹雖好謀但無決斷之力，難成大事。後經荀彧的推薦，歸曹操，任司空軍師祭酒，多謀善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