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重用漢官，鞏固大清江山

作為騎在馬背上的民族，滿族及其統治者愛新覺羅家族囿於自身的局限，想要管理好這個國家，還需更多的智慧。這就要求愛新覺羅家族去吸收那些原來統治階級中的一些傑出人士，將更多的高門大族拉進自己的陣營，依靠他們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統治，使皇權更穩固。

順治很明白，要想加速統一中國的進程，鞏固大清江山，必須強化對漢族官員的依靠。在他親政以後，清廷中漢官的地位和作用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原來清廷有一條舊規，漢官在各衙門中不能掌印，即不能當家做主。順治親政不久就規定，誰的官銜在前，誰就掌印。順治十二年（1655年）八月，都察院署承政事固山額真卓羅奉命出征，順治即命漢官承政龔鼎孳掌管部院印信。龔鼎孳聞命後，誠惶誠恐，戰戰兢兢，以一向以滿臣掌印上疏推辭，但順治仍堅持讓他掌印。從此以後，漢官掌印才正式作為一種製度確定下來。內閣大學士起初滿人是一品，漢人隻是二品，順治十五年（1658年）改為全是一品。六部尚書起初滿人一品，漢人二品，順治十六年（1659年）也全部改為了二品。

漢族大學士洪承疇、範文程、金之俊等，既熟悉典章製度，又老謀深算，富有政治鬥爭經驗。順治對他們都很信任和重用。他親政不久，就任命範文程為原先全由滿人出任的議政大臣，使之得到了漢人從未得到的寵遇。順治與範文程常在一起探討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範文程建議他統治者所實行的政策，要順乎民心、合乎潮流，並提出興屯田，招撫流民，舉人才。範文程的不論滿漢親舊、不拘資格大小、不避親疏恩怨等重要建議，大多被順治采納。順治與範文程過從甚密，常在其陪同下“頻臨三院”“出入無常”，宮廷內院幾乎成了範的“起居之所”，連朝中一些漢官也為之不滿，順治卻毫不在意。範文程在他手下屢屢加官晉爵，當範文程年老體衰、上疏乞休時，順治仍然戀戀不舍，命他養好病後再加召用。

順治重用和寵遇漢官，就是要“圖賢求治”，使清王朝長治久安。但是，在他內心深處，仍存在著滿洲貴族對漢人本能的一種猜忌心理。他最擔心漢官結黨，因此時時加以防範。順治十年（1653年）四月，大學士陳名夏、戶部尚書陳之遴、左都禦史金之俊等27名漢官聯名上疏，要求重治殺害妻妾的總兵任珍。順治立即警覺起來，認為陳名夏等人是黨同伐異，便令各部七品以上官員雲集在午門外，對陳名夏等人議罪。結果，陳名夏等人分別受到降級、罰俸的處分。後來，大學士寧完我又以痛恨剃發、鄙視滿族衣冠、結黨營私、包藏禍心的罪名彈劾陳名夏，使他終被處決。類似這樣的猜忌、防範乃至加害漢官的事時有發生，但總體來看，順治對漢官還是信任和重用的，也正是由於這些人在他統治期間助了他一臂之力，才使這位年輕的皇帝尚能有所作為。

順治八年（1651年），由大學士範文程引見，福臨與湯若望相識了，這位年已59歲、學識高深的外國傳教士很快就博得了年輕皇帝的好感和敬仰。這一年，湯若望被誥封為通議大夫，他的父親、祖父被封為通奉大夫，母親和祖母被封為二品夫人，並將誥命絹軸寄往德國。不久湯若望又被加封為太仆寺卿，接著又改為太常寺卿。

順治十年（1653年）三月，又賜名湯若望為“通玄教師”。順治皇帝不僅使他生前尊貴榮耀，連他的身後之事也考慮到了。順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就將阜成門外利瑪竇墓地旁的土地賜給湯若望，作為他百年後的墓穴之所。後來，順治親筆書寫“通微佳境”的堂額賜給他懸掛在宣武門內的教堂內，還撰寫碑文一篇，刻於教堂門前，讚揚他“事神盡虔，事君盡職”。在順治的恩寵下，湯若望真可謂是爵位連進，尊榮有加。因順治的母親孝莊皇太後認湯若望為義父，他便按滿族習慣尊稱湯若望為瑪法，意即“爺爺”。

順治對湯若望這種不同尋常的恩寵，原因究竟何在？他曾經對左右大臣這樣說過：“汝曹月語我大誌虛榮，若望則不然，其奏疏語皆慈祥，讀之不覺淚下。”又說：“瑪法為人無比，他人愛我，惟因利祿而仕，時常求恩；朕常命瑪法乞恩，彼僅以寵眷自足，此所謂不愛利祿而愛君親者矣！”

對皇帝的知遇之恩，湯若望感激涕零。因而，他常常直言以諫，為順治帝執政出謀劃策，充當著心腹顧問的角色。順治皇帝臨終時議立皇嗣，還專門征求湯若望的意見。

順治帝年幼時，由於多爾袞的漠不關心和有意放任，始終沒有受到應有的教育。至他親政時，對漢文依然十分陌生，甚至在閱讀漢大臣的奏章時，往往茫然不解其意。為此，順治帝在親政以後曾以極大的毅力苦讀漢文書籍。他把乾清宮當作書房，擺放了數十個書架，經史子集、稗官小說、傳奇時藝等無不有之。殿中還擺列長幾，放置商彝周鼎、印章畫冊等文物。他每天除了處理軍國大事外，都讀書至深夜。有時五更起床讀書至黎明拂曉，直到能夠流利地背誦，方始罷休。為了保證有充足的讀書時間，他還規定每月中逢五為視朝之期。短短的幾年，福臨對先秦、兩漢和唐宋八大家的著作，明朝各個皇帝的實錄，以及元明戲曲、話本等，無不涉獵，學識不斷長進。他對當時著名小說評論家金聖歎評點的《西廂記》曾寫下評語：“議論頗有遐思、未免太生穿鑿，想是才高而見僻。”足以顯示福臨對漢族文化的理解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平日，他也能夠熟練地運用漢語批閱奏章，評定考卷了。

幾年的讀書生活，不僅大大提高了福臨的漢文化造詣，而且使他體會到曆代皇帝的豐富統治經驗，十分推崇並決心效法曆史上的賢主明君。順治十年正月，16歲的順治帝到皇宮內院閱讀《資治通鑒》，問身旁的大學士範文程、陳名夏等人：“自古帝王聖如堯舜。固難與比倫，其自漢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為優？”諸臣回答說：“漢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屬賢君。”他又問：“此數君者又孰優？”陳名夏回答說：“唐太宗似過之。”福臨並不完全讚同，隨即指出：“豈獨唐太宗，朕以為曆代賢君莫如洪武。何也？數君德政有善者，有未盡善者，至洪武所定條例章程、規劃周詳，朕所以謂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這充分表明，他要以明太祖製定的典章製度等作為自己的典範，以鞏固清朝的統治。福臨親政後，正是在漢族的曆史文化熏陶下銳意圖治，才使多爾袞攝政時的草創局麵更加鞏固，這也深刻影響到他的後代子孫。

順治帝十分懂得儒家“文教治天下”的道理，竭力以尊孔和提倡封建禮教來完善和鞏固清朝的統治，使自己在人民心目中樹立起傳統道德捍衛者的形象。順治八年四月，年僅14歲的順治帝遣官赴山東曲阜祭孔。次年九月，他又親自到太學“釋奠先師孔子”。以後幾年，他還大修孔廟，更定孔子的諡號為“至聖先師”。他命內院諸臣翻譯“五經”，並親自主持編纂《順治大訓》《資政要覽》《勸善要言》《通鑒全書》，提倡封建的綱常名教。同時，特命大學士馮銓等主編《孝經衍義》頒行天下，大肆旌表忠孝節烈。他還多次親祭明陵，為崇禎立碑，讚揚崇禎“勵精圖治”，追諡為莊烈湣皇帝，並給為崇禎帝殉難的太監王承恩建墓立碑，讚揚王承恩“赴義捐軀”，“無愧臣節”，諡號為“忠”。又為明末“殉難諸臣”範景文、倪元璐等人“給諡賜祭”。這對於緩和漢族地主階級與滿族貴族的民族矛盾，起了顯著作用，為大清江山的穩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