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和周佛海的應變術

周佛海當了漢奸後，曾在日本人和他的親信麵前，發表過一種看法。他認為日本人不應該同英、美開戰，以免擴大戰線，樹敵過多，而應集中力量解決中國的問題；重慶國民黨政府正寄希望於日本和英美的衝突上，如果日本真和英美打起來，那正上了重慶的當。當然這是周為其主子出謀劃策，但也反映了周為自己謀求出路的一種矛盾心理狀態。日本敗了，自己當然完蛋，勝利了會更加跋扈，自己的日子也會好過些。他不但有這樣的看法，而且有這樣的行動。他一方麵送我去日本讀書，同時送我妹妹進了上海美童公學，我母親的美金10萬元存在美商花旗銀行和大通銀行。這說明他是想和美國保持一定關係的。

可是，日本軍閥的擴張和侵略，不是周佛海以及一些和周抱有同樣見解的日本的英美派，如西園寺公一、犬養健和鬆本重治所希望的那樣，太平洋戰爭終於爆發了。

太平洋戰爭爆發的那一天，周在上海。淩晨，聽到槍炮聲，影佐禎昭很快就打來電話，告訴周佛海日軍在太平洋已經同英美進入交戰狀態。上海日軍已進駐租界，並向周道歉說：“我事先不能告訴你，因為這是絕密的。”

太平洋戰爭，無論是對日軍，或是對汪偽政府，以及周本人，都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點，這點周佛海心裏是很清楚的。

香港被日軍占領後，一些留港的人不得不到上海，如顏惠慶、李恩浩、鄭宏年、唐壽民、吳頌皋等。後三人都當了漢奸，唐、吳都成了周的軍統中重要人物。日軍占領租界後，偽中儲券能在淪陷區全麵使用，周因此擴大了自己的勢力範圍。但是支持周的影佐禎昭，不久就被調到南太平洋的所羅門群島，做部隊長去了。犬養健也因受“尾畸秀實案件”牽連到東京候審去了。

周佛海失去了重要的支柱，周與汪偽其他派別的鬥爭也更加激烈。1942年他曾有過一個“以退為進”的計劃。準備放棄偽財政部長及偽中儲銀行的領導權。把它讓給“公館派”，自己到華北去。周曾多次在人麵前說過：“在中國曆史上沒有一個人能偏安江左，凡有所作為的必須北上。”當然，周要到華北去，必須得到日本人的同意。日本軍閥中有一部分人，如影佐禎昭、川本芳太郎、岡田酉次是支持周的。因為華北日軍一向不聽命於“派遣軍總司令部”，如果能有一個較有能力的漢奸到北京去，對實行日本軍令一元化是有好處的。因此，當時周於1943年夏訪問偽滿，歸途經過北京時，岡田酉次就陪同前往。周在偽滿除公開禮節性訪問外，主要是搞好同偽滿的關係。他認為沒有東北的合作，華北是搞不好的。他在北京時，曾和支持他的人廣泛接觸。當時北京、天津一帶的銀行家，如北四行、南四行等，也都希望周在北京。他們認為，有個能和日本人討價還價、多少搶一點東西回來的人，比那些庸朽的北洋政客好得多。

南方一些閑居在北京的舊官僚，如張之洞的兒子、曾任偽滿外交部長的張燕卿，曾任北京市長的何其等，都是支持周的。此外，華北的一貫道也是支持周的。但是，由於華北日軍的反對，這個計劃終於未能實現。

1943年秋，周佛海隨汪精衛赴東京參加日本召集的“大東亞大會”，當時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已陷於不利，為擺脫這種困境，因而對重慶加緊誘降，以便專力對付英美。同時，日本侵略者裝出一副偽善麵孔，實行所謂“對華新政策”，要促進占領區的經濟。因此，周和藏相賀屋興宣簽署了歸還三噸黃金的協定。從侵略者牙縫裏，撈回一點殘渣。周還和已不擔任公職的犬養健秘密會見一次。周事後告訴我，犬養健明確勸他，日本法西斯敗局已定，希望他早作打算。在當時的形勢下，日本有一部分人，包括一些軍人和知識分子，認為“實現中日全麵和平”，就要和重慶談判，主張拋棄汪偽政府。《每日新聞》的吉岡文六曾邀請周參加一次座談會，公開向周提出了“如果全麵和平成功，汪記政府何去何從”的問題，周對此很為惱火。這個問題的出現，正反映了周的“應變”之舉，已經刻不容緩了。

1944年，在歐洲、意大利的法西斯已經完蛋，蘇聯正步步反攻；在太平洋戰場，美國也開始反攻，並轟炸日本本土。

3月，周佛海因患肺炎及心臟擴大，病情嚴重，日本帝國特地從東京派來一個叫阪口的心臟病及肺病權威醫學博士來為周佛海治病。我也從東京趕回南京。直到4月底，周才逐漸恢複健康，天氣好的時候，還可以到外麵散散步。

有一天，我問周佛海，“現在形勢已明確擺著，你究竟如何打算”？他告訴我：“你知道，彭壽已去重慶，現在又回來了。我已和軍統有聯係，今後形勢萬一有變化，我們還是有辦法的。”我問他：“有兩個問題你要考慮：第一，他們都是特務，是不是可靠？現在說得很好，將來會不會認賬？第二，你和重慶來往，假若日本人知道了，你這個頭也很危險。”他笑了笑說：“蔣介石有一封親筆信給我，保證將來前途不會有問題。至於彭壽、程克祥他們是我從日本人的監獄裏保釋出來的，日本人也知道，日本人允許他們出來的原因，主要是想通過他們搞‘全麵和平’。因此，我通過程、彭和重慶進行聯係，這是合法的。但是，在合法當中我們另外搞了一套，這些是不能讓日本人知道的。”

周佛海病好後，我們回到上海，周從保險箱裏拿出蔣介石那封信給我看。信的內容大體是這樣寫的：周君有悔過思改之意，甚佳。但望君暫留敵營，戴罪立功。至於君之前途，將予以可靠保證，請勿慮。最後署名“知名不具”。我問周，這“知名不具”是什麼意思？他說：就是你已知道我的名字，但因某種原因，我不能寫明。周佛海告訴我：“這肯定是蔣介石的親筆信，因為我認識他的筆跡。”我對周說，蔣的信對你還是不客氣，叫你戴罪立功。周說，官樣文章總還要維持的，在他們眼裏，我還是個漢奸哩，戴罪立功，給我一條出路，就算是不容易了，這一點，我現在也很難和他們討價還價。我問周，蔣說對你的前途予以保證，這隻是一句話，有什麼更牢靠的保證沒有？他說，政治上的事就是這樣，你要他拿出可靠的保證也很難。他把信給我看了之後，又把它放進保險箱裏去了。我問他，這封信日本人是否知道？他說不知道。後來，我母親托人把這封信帶到香港，放在外國銀行保險箱裏去了。抗戰勝利後，周佛海被關進老虎橋監獄時，還利用過這封信。

有一天楊惺華告訴我說：“程克祥想見你，要和你談談。”我就答應了。我在1943年底的一次宴會上，曾見過程克祥，但是沒有講話。因此，這一次和程克祥的談話是第一次。程克祥見到我後對我說：“我們知道，你對你父親當漢奸之事，是不滿意的。你想出走，到杭州去過。但現在情況不同了，他和我們有了聯係。因此，不要再反對你父親了，這會增加你父親的煩惱。同時，現在整個國際形勢，明顯地擺在麵前。美軍必勝，日本必敗。我們希望你能對我們的工作予以支持。”我問他之所指的支持是什麼，他說：“我們知道你最近還要到北京去。北京你隻管去好了，我們也不是要你們做什麼具體工作，隻是希望從政治上、道義上支持我們。最重要的是在你父親及其周圍，多多說我的好話。”我當時點了點頭，說：“凡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我都支持。”

我也向程克祥提出：你們是否注意到共產黨的問題？程克祥拍拍胸脯，說：“這個你放心好了，蔣介石在陝西有胡宗南的50萬大軍，一點沒有動，專門預備對付共產黨。因此，共產黨的問題，三個月就能解決。”我說：“怕沒有這麼簡單吧。”

1945年初，程克祥又來找過我一次。當時，是在北京西路一個喇嘛廟裏。他說現在形勢更加發展了，但是你父親好像對我們這方麵的工作不太熱心。希望你能跟他談一談，怎樣更積極協助我們的工作，萬一形勢很快有了變化，準備工作搞得不好，那就來不及了。程克祥的話有一些威脅味道。我回去，把這些情況告訴了周佛海，他沒有表示態度。我妹妹周慧海在旁邊，聽了以後說：“程克祥是什麼東西，爹爹的事情要他管什麼？”當時我也有這個感覺，因周佛海沒有說什麼，我也就沒有多說。

不久，戴笠有個電報給周佛海，要他集中力量抓上海、江浙。假若周保住了上海，就是立了大功。因此，周必須要做上海市長。那時，陳公博已做了代理行政院長，能做上海市長的人，隻有周佛海了。周任上海市長後，把羅君強調來做秘書長。周本人兼任保安司令、警察局長。熊劍東兼副司令，徐肇明任參謀長。

周任上海市長時，搞了一個谘詢委員會，把當時上海有名人物網羅起來，如周作民、唐壽民、葉扶霄、吳震修、顏惠卿、李恩浩等。在太平洋戰爭末期，國際上有一種做法，即交戰雙方搞不設防城市，周當時也想把上海搞成不設防城市，但這事必須經日軍同意。周想讓日偽軍部撤離市區，由警察維持市區治安。他自己準備在計劃實現後，帶著熊劍東的稅警團去郊區，而羅君強以上海市副市長、警察局長名義維持治安。他還準備了幾間公寓，每個公寓裏麵都有夠吃幾個月的食物，準備萬一情況緊張，就讓我和我妹妹住進去。對此，日本人也並非完全不同意，特別是川本芳太郎很支持，因為部隊撤出上海後，倉庫仍留在上海，如果美軍不轟炸，對日本人也有好處。另外，在上海的外國人也同意，特別是瑞士。瑞士領事館人員曾好幾次來找周商談此事，因瑞士僑民在上海有大量財產（周妻曾通過瑞領館買到一筆瑞士法郎）。江浙財閥也支持。周佛海也把此事向戴笠報告過。當時的形勢是，美軍即將登陸，美國和重慶方麵當然都希望保持一個完整的城市。

周佛海也認為共產黨不會反對，因為可以避免老百姓遭受損失。問題在於東京，東京怕上海做成功後，會使日軍在太平洋的其他占領區的大城市，也仿效上海。這樣使日本利用城市進行戰略防禦的計劃不能實現，結果未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