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浮沉錄

周之友*

1938年底，我的父親周佛海，脫離重慶國民黨政權，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當了大漢奸。那時，我才16歲。到1945年秋，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最後勝利，我已23歲。在這短短的七年時間裏，正是我的青年時期。周佛海當漢奸後，雖然有四年時間我在日本讀書，即使在國內，也經常不在家裏，但畢竟有些時候，例如寒暑假，特別是最後兩年，是在他身邊度過的。因此，他的某些漢奸活動，我是耳聞目睹的，對他的一些思想情況，我也有所了解。現在，將我所知道的周佛海的漢奸活動，包括實際活動、思想活動和他的一些打算，回憶並記錄下來，提供專門研究“汪偽史”的同誌和對這方麵感興趣的同誌參考。錯誤之處，希望熟悉情況的同誌指正。

投敵與粉墨登場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我正好15歲，初中剛畢業。“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周佛海就讓我的母親楊淑慧把我和我的妹妹送到湖南逃難，他自己則留在南京。當時，我家住在南京西流灣八號。我在長沙時，聽到一些朋友的父親談起周佛海，說他在南京西流灣，和一批人在家裏談論一種與當時抗戰不相協調的論調，我聽後心裏很不舒服。但是，因為年紀小，又是個學生，不敢提出來。一直到1938年春節前，周佛海到了武漢，也把我們從長沙接到武漢。那時，我便鼓起勇氣，向周佛海提起他在南京時的一些情況。

周佛海有個特點，就是有時候也故意和我們小孩子談談。雖然他對我提出的問題很不高興，說“這些事，小孩子不必管”，但也向我作了一些解釋。他說：“當時在西流灣八號，你們已到長沙來了，北京的胡適、陶希聖以及梅思平，就住在我們家裏，大家一起發表了一些不太支持抗戰的言論。那時，我還不知道‘低調俱樂部’這個名詞，低調俱樂部是以後我在他們發表的文章中知道的。”據周佛海說，他們當時發表的論點，主要包括三點：第一，他們認為中國的問題必須是“攘外先安內”，假使不把內部問題搞好，和日本人打，是打不過的，不僅如此，還會給共產黨以可乘之機，共產黨可借抗戰以擴大自己的勢力，到頭來倒黴的還是國民黨；第二，國民黨現在還沒有力量，首先必須充實自己，然後才可以向日本人辦交涉，以至於打仗（他認為日本人對中國是有侵略野心的，但是不能用簡單的方法來解決）；第三，他認為中國問題的解決，是和整個世界問題的解決聯係在一起的，當時國際上的形勢不一定對中國的抗戰有利。因此，還是看一看比較好。

周佛海後來脫離重慶，是老早就有了準備的。還在1938年春節時，他即把我和我母親、妹妹從漢口送到香港。去前，我也問過他：“現在是抗戰的時候，送我們到香港做什麼？”他說：“你在漢口讀不了書，到重慶去，也讀不了書，這兩個地方都不安全，飛機轟炸，要躲飛機、跑警報，所以，還是到香港去，那裏最安全，好好讀幾年書再說吧！”那時我年紀也小，沒辦法，隻好到香港去了。

周佛海在漢口時，曾夥同陶希聖等組織了一個所謂“藝文研究會”。這個組織雖然名為“藝文研究會”，實則是個鼓吹反共降日賣國的宣傳機構，汪精衛集團的大本營。周佛海負責主持一切，而汪精衛則是幕後的支持者。“藝文研究會”在香港設立了一個分支機構，即“國際編譯社”。公開的名稱，則是“蔚藍書店”。我們和重慶父母親的聯係，特別是包裹的郵寄，都是由這個機構轉遞的。當然，我和妹妹都不知道這個機構的性質。

1938年秋冬之交，我在香港報紙上看到汪精衛在重慶搞所謂“和平運動”，其中也有周佛海。當時，我的思想鬧不通，現在不是正在與日軍抗戰嘛，搞什麼“和平運動”呢？不久，周佛海果然到了香港，住在九龍約道五號。我母親告訴我，她去看他時，陶希聖、梅思平也住在那裏。他們躲在那裏，平時根本不到什麼地方去。我見到周佛海，就問他：“報紙上登了許多關於你們搞‘和平運動’的消息，到底是怎麼回事？”他首先還是把過去那些漢奸理論給我講了一遍，最後還發表了這樣一種思想，他說：“我在重慶很不得意，自從脫離共產黨後，我當上了國民黨政訓處處長，當過江蘇省教育廳廳長，現在當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與國民黨中統關係也深，但始終沒有什麼作為。因此，我決定和汪先生一道出來，從另一條道路來解決中國問題。”周佛海的這種論調，就是所謂“曲線救國論”。他還神秘地告訴我：目前這個“中日和平”的秘密接觸，首先還是蔣介石命令高宗武到香港搜集情報開始的。當時，我對此是半信半疑的。

以後在香港居住，接觸的時間更多，周佛海也談到汪精衛和日本勾結的情形。他說，高宗武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最初和日本人勾結的就是高，高到日本東京去，金城銀行的董道寧和梅思平都參加了。日本方麵有兩個係統，一個係統是參謀本部第八課（即謀略課），課長影佐禎昭；另一個係統，就是首相近衛文麿。周佛海還談到軍統在河內暗殺汪精衛的事情。他說，軍統本來是要暗殺汪精衛的，但是搞錯了，把曾仲鳴給幹掉了。曾仲鳴做了汪精衛的替死鬼。在此以前，1月17日，軍統在香港朝林柏生頭上砍了一斧頭。他還說，在曾被暗殺前，汪還是很猶豫的，並沒有下決心到南京組織政府。曾死後，反而使他決心幹了。因此，曾被暗殺後，汪很快離開河內，到上海去了。影佐和犬養到河內去接汪，先坐一條小船，然後再換上日本山下汽船株式會社的“北光丸”到上海。

1939年4月，周佛海也到了上海。在離開香港前已向我母親透露，他要和汪精衛一起到日本去。果然，他於5月底便和汪精衛一起，第一次去日本了。我記得有一張照片，有汪精衛、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翻譯楊小姐、董道寧、周隆庠及日本人犬養健等，這是由伊藤芳男在汪精衛住的岩崎別墅的假山上照的。他們那次去東京的主要目的，是討論日汪關係和到底成立不成立以汪精衛為頭子的偽政府，以及磋商如何成立偽政府的問題。就汪來說，當然是希望越早成立越好。因為汪是想抓權的，可是日本人不是那麼急於成立。日本人還是希望通過汪把重慶方麵拉過來，以便使中日事變早日結束，汪精衛和日本陸相板垣第一次會談中，爭執得最厲害的並不是成立偽政府本身，而是與此關聯的國旗問題。汪、周主張繼承孫中山傳統，沿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日方則認為這樣不好區別偽軍和國民黨軍隊，主張用北洋軍閥的五色旗，汪、周堅決反對。最後，暫時取得折中辦法，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上，加一條黃色三角形的，寫有“和平反共救國”的小旗。周對此仍然不滿，認為這樣的旗幟是不能號召群眾的。我記得很清楚，當時他和我談到這件事情時，我就說過從小知道青天白日滿地紅，而不知道有什麼黃三角形小旗。他表示在今後和日本人談判中，一定要把這小旗拿下來。周還告訴我，汪和近衛兩人的秘密會談，連翻譯都不用，是筆談的。

周佛海從東京回到上海後，就讓我母親的弟弟楊惺華到香港，接我母親以及我和妹妹都來上海。他告訴我，準備送我到日本去讀書。周佛海當時住在虹口公園後麵一條弄堂裏，是受日本憲兵保護的。平時，他深居簡出，哪兒也不去。我到上海後，在那裏第一次見到影佐禎昭、犬養健、西園寺公一、伊藤芳男等人。當時周讓我去日本讀書。他說：“我現在搞‘和平運動’了，你在香港讀書，人家會看不起你的，到日本去讀書好，日本教育是很發達的。”我是1939年9月去日本的，其間，我去過香港，辦理轉學手續，後來回到上海。那時，周佛海已不住虹口，搬到愚園路1136弄59號，汪精衛住在31號。我發現周佛海的活動與在虹口大不相同，來看他的人很多，當時正是他們剛剛召開了偽國民黨六次代表大會，緊鑼密鼓，搭配班底，籌組偽政府的時候。

當時，日本方麵策劃成立汪偽政府的主要人物是影佐，其機關是梅機關。影佐過去一直是在偽滿洲國工作的，是土肥原部下的一個得力人物，與周佛海關係非常好。周佛海會講日本話，同別的漢奸相比，是一個非常優越的條件。所以，有關與日本的交涉事宜，都是由周佛海進行的。

周佛海由香港到上海，和從日本回到上海，主要幹了三件事情：第一件是拉攏人，組織班底。他要把國民黨方麵的人拉過來。他過去是國民黨員，也是中統特務組織的要人，認識的人很多，當時許多人來看他，便拉人下水當漢奸，其主要辦法是用金錢收買，我清楚地記得，我和楊惺華親自去橫濱正金銀行上海分行搞活動經費。當時，用大箱子一拉就是好幾箱，兩部汽車同時去拉。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多鈔票。汪偽政府成立後，周佛海擔任財政部長，掌握汪偽政府的財政大權，這種拉人工作，進行得更加頻繁了。汪精衛降日賣國的“和平運動”，不僅有日本人的扶植，同時也得到江浙財閥的支持。1939年春，周佛海等人到香港後，錢新雲、唐壽民就給了一筆20萬元港幣的捐款。這筆錢是由杜月笙交給在香港的周佛海的，除了一小部分用作活動經費外，其餘部分便作為他們的“安家費”。由陳璧君、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陶希聖、林柏生等人平分了。

第二件事情，是搞特務工作。當時，上海有租界，國民黨特務已經開始行刺漢奸，並發生過好幾次事件，如唐紹儀被砍死等。李士群、丁默邨在周佛海到上海之前，已由影佐支持，幹起“特工”來了。周到上海後，就和丁默邨、李士群他們統一起來。丁、李都是中共叛徒，以後幹了中統，投降日軍後，在上海當日本的武裝特務。汪偽國民黨“六大”以後，成立了特務委員會，丁、李的特務組織，改組為特務委員會，下設特務工作總部，簡稱特工總部。特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是周佛海、副主任委員是丁默邨、李士群。特工總部的具體工作，是由丁默邨、李士群去做。周與丁、李二人拉上關係後，成為周佛海的漢奸活動中的一件大事，他通過操縱特務機構，掌握了汪偽政權中相當重要的權力。

第三件事，是搞錢。因為搞這一套沒錢是不行的。當時，除了從日本人那裏拿來些活動經費外，特工總部還專門搞了一些為非作歹的事情，比如開賭場、偷汽車、搞綁票等。特工總部設在滬西地區的極司非爾路76號，人們稱滬西為“歹土”，提起“76號”，便大有談虎色變之感。因此，那時汪偽政府不僅是個大賣國政府，而且還是一個欺壓人民、鎮壓人民的反動政府。

在汪偽政府成立之前，上海還有所謂“維新政府”，頭子是梁鴻誌、陳群、溫宗堯等人；北平有所謂“臨時政府”，頭子是王克敏、王蔭泰、王揖唐等人。如何統一維新政府以及臨時政府？把梁鴻誌、陳群、王克敏、王揖唐這些人統一到汪精衛係統裏來，是擺在汪、周麵前的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因此，就有所謂青島會談。參加青島會談的主要有三方，即汪精衛、周佛海、梁鴻誌、陳群、王克敏、王揖唐這些人。影佐也去了，他是支持汪、周的。在影佐等日本人的壓力下，梁、陳不得不把他們的招牌拿了下來，參加到汪偽係統中來。華北表麵上也承認汪的領導，但事實上仍搞自己的特殊化。比如繼續懸掛五色旗，軍隊不叫“和平軍”，而叫“治安軍”。貨幣還是“聯銀券”，這是因為日本人實行“分而治之”的陰謀所造成的。

1940年1月初，正當汪精衛、周佛海準備青島會談、籌建偽政府的時候，發生了高宗武、陶希聖脫離“和運”，出走香港，並在香港《大公報》揭露了“日汪密約”事件。這事對積極投敵的汪、周等人來說，當然是一個嚴重打擊。那時，我正在東京，同年暑假回到上海時，聽到周佛海談到此事，仍然餘恨未消。在此以前，我在東京聽到負責接待我們的日本人岡部長二談過此事。他說，高、陶出走的原因，是因為在籌建偽政府時，高宗武內定的是“外交部長”，卻被褚民誼搶走了，陶希聖內定的是“宣傳部長”，卻被林柏生搶走了，這使他們非常惱火。同時，他們對周佛海獨攬“和運”大權，也表示不滿。

當然，高、陶出走，主要原因還是認為汪、周的“和平運動”是沒有前途的。特別是汪精衛，隻能在淪陷區籌建“政府”，而不能得到西南軍閥的支持。沒有任何力量，起不了什麼作用。陶希聖在香港報紙上發表的文章中，還把我到日本去讀書，說成是去日本做人質。

周佛海和岡部長二對我談及此事時，都認為高、陶出走是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周密策劃的。高宗武的老婆（姓名已忘）抗戰前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畢業生，英語說得很好，認識宋美齡，戴笠就是通過宋美齡的關係和高宗武夫婦建立了秘密聯係。並答應給他們一筆巨額美金，送他們去美國。以後高宗武夫婦果然定居美國，不再從事任何政治活動。

青島會談以後，馬上就產生了在什麼情況下成立汪偽政府的問題。那時，日本人和重慶方麵，也有另外的勾結，這主要是今井武夫在香港同重慶方麵代表談判的。

汪精衛原來以為自己可以控製一部分軍隊，如張發奎以前是粵軍，是改組派的熱腳，但後來他們並未響應，汪向日本人開的“支票”未能兌現。因此，部分日本人對成立汪偽政府有無必要持懷疑態度，周佛海當時也知道日本人另搞一套。但是，他也沒有任何辦法阻止他們，隻好等著瞧。雖然如此，汪、周這一批人還是堅決主張成立“政府”，不然就沒有號召力。日本統帥部覺得汪精衛也出來了，不成立政府也不行。因此，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就在南京搞所謂“還都”，成立了偽國民政府。

在安排偽政府人事方麵，周佛海起了主要作用。這一點伊藤芳男曾多次和我談過。他說，你父親在南京政府中，事實上集大權於一人。他不但管財政、金融、警察，也管人事和外交，當然籌建偽政府本身就是一場爭權奪利的鬥爭。周麵臨著幾個問題：一、偽政府主席是由汪精衛代理，還是由汪精衛正式擔任？周和日本人都主張代理，以便給重慶和解留有餘地，決定照此辦理。二、偽維新政府中的幾個老頭子的安排問題，如梁鴻誌、溫宗堯等，讓他們擔任有名無實的院長或副院長，兩個實力派，即任援道、陳群，則擔任了偽海軍部長、偽內政部長。三、76號的丁默邨、李士群都想當警政部長，雙方爭得不可開交。周采取自己兼任部長，而讓李士群任次長的辦法暫時解決。李原係周佛海一派，但不久他投靠了陳璧君的公館派。周、李矛盾日趨深化。由於李投靠了陳璧君，結果，迫使周佛海不得不把警政部長職務讓給李士群。周自己的親信羅君強從中湊了個熱鬧。羅君強鋒芒不露，常常是“老婆長，老婆短”的，得罪了陳璧君，後來僅僅撈到一個偽邊疆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偽政府的班子雖然搭了起來，但卻埋伏了周與其他漢奸的矛盾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