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基開始獨攬大權

乾隆深知，新皇繼位，首要任務是掌權。他為了實現皇權的至高無上，采取了幾項加強皇權的措施：在行政上，他采用了秘密奏折製度，恢複了軍機處；在輿論上，他把自己神化為羅漢；在人事上，他嚴厲地處理前朝中不服新政的官吏。

乾隆一向尊崇“朝綱獨攬”，但久居深宮，如何才能通曉庶務、明察官吏呢？他采取了“廣布耳目，收取信息”這一策略。一是實行密折製度，使信息充分流通，將臣僚完全置於自己的監督與控製之下；二是恢複軍機處，促成皇帝對國家政權的高度獨裁。

乾隆為了加強奏折的保密程度，還采用了一些保密措施：一是堅持滿族官員奏事用滿文，而不用漢文；二是嚴禁將奏折中皇上的批語泄露出去；三是把奏折放在匣子裏，匣子隻有送折人和皇帝才能開啟，這就防止了奏折在呈送途中泄密。

乾隆對密折的批閱非常仔細，隻要屬於絕密的奏折，他總是親自拆封。有的奏折是絕密，乾隆就把奏折內容默記在心，馬上燒毀原折。乾隆十三年以後，乾隆廢止了奏本文書，密折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

如果官員們有了機密的事情要彙報，往往先以密折形式報告皇帝，在明白皇帝明確的意圖後，再以題本的形式向專職部門請奏。這時候，請奏就僅是走走形式而已了，最重要的還是奏給皇帝的密折，這完全保證了乾隆能把大權獨攬於懷中。除了秘密奏折製度，乾隆另一個獨攬朝綱的措施是恢複軍機處。

在剛即位時，乾隆是把軍機處當作前朝政治之弊來撤銷的，但頭腦敏銳、頗有遠見的乾隆很快就意識到：真正的弊端並不是軍機處的設立，而是由親王和重臣把持政務要職。

於是，為了充分削弱他們的權力，在乾隆二年，乾隆裁撤了雍正喪期內設置的總理處，恢複了軍機處，並製定相關製度，使皇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乾隆是一個勤於政務的皇帝，可是天下庶事繁多，每天都有大量的奏折和問題需要皇帝閱覽處理，僅靠一個人又怎能應付得了？然而這時的軍機處，說白了，其實還隻是皇帝個人的一個秘書而已，裏麵的大臣所做的事情也不過是些能夠貫徹皇帝意旨、通曉文字工作、工作效率比一般臣子高的高級秘書工作而已。

在軍機處的人選上，乾隆完全把皇族拒之門外，但為了保證滿族人在清政權中占重要地位，卻規定首席軍機大臣必須為滿人。因為乾隆往往隻是一人說了算，便擔心軍機大臣們有二心，為了徹底收買他們為自己賣命，又規定凡為軍機大臣者可不以資曆高低為標準提拔自己的親信。

乾隆把重要的用人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曾說過：“我登基以來，用人之權從不旁落。”即使是乾隆晚期，極其寵信放縱的權臣和珅也未曾左右過乾隆的用人決策。

所以，軍機處與曆史上的丞相在權力上根本無法相提並論。如果有什麼重大決策，完全是由乾隆一個人拿主意出決策，而軍機大臣隻需要把乾隆每天說的話從口頭上移錄到紙上，保證無誤、翔實即可。他們本身的種種建議僅供皇帝參考，根本就不能左右局勢。

在乾隆時期的清朝官製中，軍機大臣還都是兼職的，不是正式的職務。到了乾隆十年，為了能更牢固地牽製軍機大臣的權力，乾隆出人意料地把他年僅二十五歲的內弟傅恒提拔為首席軍機大臣，傅恒也就因此成為了中國曆史上最年輕的“宰相”。

雖然乾隆稱傅恒“籌畫精詳，思慮周到，識見高遠”，但傅恒當時畢竟隻是一個二十幾歲的毛頭小夥，雖有遠見卓識，但還欠成熟。得到乾隆如此抬舉，傅恒自然拚命為皇帝分些勞苦，並且對乾隆言聽計從，沒有任何異議，做個最忠實的傳達人。

在傅恒之前，乾隆在軍機處提拔的還有訥親，訥親當時也是一個年紀輕輕的滿人。為了更牢固地獨握大權，乾隆一改雍正時軍機大臣不超過三人的慣例，而讓六名軍機大臣分割軍機處的事務和權限，使他們互相監督、互相牽製，不敢越雷池一步。

乾隆用人的確是費盡心機。他還規定軍機大臣不能同時覲見皇帝。當時傅恒不認識漢字，乾隆特許他可以和其他大臣一起覲見。對於象征軍機處權力的大印，乾隆管理極嚴，印文鑰匙分別由值事太監和軍機章京保管，為了保密起見，還規定隻能由十五歲以下不識字的少年充任軍機處聽差，還派禦史往來檢查，不許任何人在外窺探。

在建立、健全軍機處及其管理工作製度後，乾隆通過各種方式大肆削弱中央和地方其他機構的權力，把權力集中於軍機處，由皇帝親自領導。實質上，軍機處權力的擴大，就是皇帝權力的擴大，它不僅將傳統的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剝奪，使之名存實亡，而且也使內閣形同虛設。

過去的公文處理要經過眾多的環節，有了軍機處之後，皇帝的諭旨可以直接從軍機處發出，下麵的奏折也可以直接從軍機處遞入，這樣就大大提高了辦事的效率。

乾隆時的軍機處職責主要是：幫皇帝撰寫上諭，處理奏折，審查內閣和翰林院所擬的詔旨；討論施政方針；為皇帝準備政事參考資料；參與科舉考試的工作；奉旨出京查辦事件；陪皇帝出巡；記錄和積累有關檔案事務性工作；對從中央到地力各級官員的使用、任免提出參考意見等等。

其實，軍機處已成為輔佐乾隆行使強權的常設中樞機構，成了全國的政務中心。乾隆實行的密折製度和軍機處，為自己獨攬朝綱、統領國家政務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在乾隆的督促下，密折製度和軍機處製度得到了空前的完善，而乾隆的皇權也得到了空前的集中和鞏固。

同時，為了在輿論上增強自己的地位，使自己在普通百姓中的威望更高，像漢代時的皇帝把自己比為“天子”一樣，乾隆把自己神化為羅漢。乾隆宣傳自己是金身羅漢轉世，是佛祖派到凡間來管理人民的，直接接受佛祖的意誌，從而使自己的命令成為佛祖的命令。通過這種神化，乾隆的統治更加牢固了。

佛教在中國的曆史源遠流長，清朝也不乏對佛教表示興趣的君主。清世祖曾先後召憨璞性聰、玉林通琇、木陳道忞禪師入內廷說法，並分別賜號。康熙帝六下江南，凡到名山大寺，往往書賜匾額；他又將明末隱跡山林的高僧逐一引入京師，以便控製和吸引明代的士人。雍正帝對禪頗有研究，自號“圓明居士”。

佛教認為，人修行後可達到不同的果位，有一、二、三、四果之分。其中四果成就最高，取名為羅漢，達到涅槃的最高境界，可以消除一切煩惱，不再生死輪回。

佛教最初傳入中國時，隻有四大羅漢。由於中國地域太大了，東南西北中，就是一個羅漢管一個地方恐怕也忙不過來，還需要加強力量，於是又出現“十六羅漢”之說。直至唐朝玄奘法師時，中國才知道這些羅漢的名字，從此十六羅漢在中國才有了“正式戶口”。

後來，有的畫家在畫完十六羅漢畫像之後，竟然把斯裏蘭卡高僧慶友和我國玄奘法師也給畫上了，變成“十八羅漢”。但到了乾隆年間，乾隆和章嘉活佛均對此表示反對。

乾隆和章嘉活佛頗有淵源。乾隆在上書房讀書時就與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是同窗。章嘉活佛若必多吉於康熙五十六年生於甘肅涼州，雍正元年，清廷派兵前往青海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確認若必多吉為二世章嘉活佛阿旺羅桑卻丹的轉世靈童，將其護送到京師。

雍正曾以阿旺羅桑卻丹係為恩師，因此他的轉世靈童若必多吉到京後，備受雍正愛護，多次賜給金銀綢緞珠寶，讓他仔細誦讀大藏經《甘珠爾》。

乾隆看到自己父親對活佛的態度後，主動請求父親讓自己與章嘉活佛一起學經，與這位活佛結下了法緣。乾隆即位後，也給予了這位活佛較高的地位，他讓章嘉活佛管理京師寺廟喇嘛，又授予他“振興黃教大慈大國師”之印。

乾隆一生信奉佛教，他認為自己的修行已達到了羅漢的程度，“聖心與佛心無二無別”。他雖不敢與觀音、普賢、文殊、地藏等菩薩相比，但認為自己的修行有了一定的成就，不為世間一切所惑。乾隆十年時，乾隆在《寄題獨樂寺詩》中說：

丈六金身應好在，春風過後偶相思。

乾隆認為，羅漢金剛可以長久存在，把自己塑成金身羅漢，可以永遠受人們的供養，令後世思念。於是在乾隆十三年興建羅漢堂時，他下令把自己列入羅漢中。

於是便有了碧雲寺羅漢堂第四百四十四尊羅漢，名為“破邪見尊者”，其像腳不高架，雙手置於腿上，胸前護心鏡上有兩條飛騰的龍。乾隆有意神化自己，讓全國臣民對自己頂禮膜拜，從而穩固自己的權力。

乾隆初期，在官製上基本沿用原任官員。有的官員習慣了雍正時期的嚴苛政策，無法適應乾隆的寬仁政治。為了推行新政，乾隆嚴厲地處理了這些反對新政的官員。

在雍正、乾隆政權交替時，甘肅巡撫許容是以刻薄而聞名的封疆大吏。當乾隆下令賑恤災民、樹立自己仁君形象的時候，許容卻按雍正時的舊規，僅借給貧民三月口糧，大家庭每天三鬥，小家庭每天兩鬥。

乾隆對此十分不滿，下諭說：“寬政首先就是要愛民，甘肅用兵以來，百姓為國家事業踴躍捐糧，現在遇到歉收，應當加恩賑恤。你做事太實在，而理財過於刻薄。國家救濟貧民，不要什麼時候都斤斤計較。”

但是，許容仍遲遲不予照辦。乾隆對許容無視自己的諭旨大為惱火，他不能容忍這樣的人繼續擔任封疆大吏，便找了一個借口將其解任，並給以嚴厲譴責。

不久，乾隆覺得不能就這樣便宜了一個處處與自己作對的大臣，如果不嚴辦他，以後還會有其他的大臣違抗自己的旨意。因此，乾隆暗示大學士查郎阿彈劾許容有隱匿災情、禍害災民、結黨營私的過錯，馬上下令將許容押解來京，交刑部治罪，刑部審定後給予了杖責的懲罰。

後來，乾隆考慮到自己的一口惡氣已經出過了，況且許容多年來還有一些功勞，同時也為了讓其感激自己的恩德，便下旨同意免除他的皮肉之苦。

此後，許容雖再次複出為官，但名聲已經掃地，最後鬱悶而死。在對其他較為嚴苛的官吏中，乾隆反複闡明寬仁的方針，讓他們以休養百姓為己任。

廣東布政使薩哈諒上奏辦理征稅情形，乾隆下諭說：“征稅騷擾百姓的弊端，我已經非常了解了，看你們辦理的情形，仍然沿襲原來刻薄的陋習，但是我特意降旨寬大百姓，想讓百姓實實在在地感受到朝廷的恩惠，如果你們稽查不得力，隻知道中飽私囊，而百姓不能從我的特旨中得到好處，那麼你們這些地方大員的罪過是不可饒恕的。”

除了此諭外，乾隆還分別給四川總督黃廷桂、廣東巡撫楊文斌、福建布政使張廷枚等下諭，要他們減輕百姓負擔，不要做那些急功近利、苛刻百姓的事。他說：“對那些以苛求當成嚴明、以輕視作為德行、以重罰作為權威，這種違背人性、不通人情者，要嚴加查辦。”

在清除嚴苛的官僚時，除王士俊、許容外，因“嚴苛”被處置的官員還有很多。山東文登知縣王維幹用杖刑打死兩個人，是個殘忍刻薄、肆無忌憚、草菅民命的酷吏。

乾隆聽說後，嚴厲斥責山東巡撫嶽浚說：“像這樣酷劣的地方官，你作為巡撫，為什麼不進行查參？這次根據我的旨意嚴審王維幹，審定後寫出詳細的上奏條文，不得回護他以前的罪行，如果有絲毫的包庇和隱瞞，一定對你從重處理。”

對一批推崇嚴苛政治的官僚加以懲處，表明了乾隆通過法紀來維護自己政治革新的決心。他決心殺一儆百，讓其他對新政不滿或存有疑慮的大臣官僚們明白不守新規、不行新政的人下場會和王士俊等人一樣。

乾隆曾反複強調過：“安良必先除暴，容惡卻不養奸，這才是治理官吏的辦法。”

也正是在這種謀略之下，他對“奸”者毫不留情，對“惡”懲除務盡，從而促進了臣民的向心力、凝聚力的生成。乾隆通過一係列的嚴厲懲處，使得前朝大多數官僚對他敬畏有加，為他進一步實施新政準備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