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瓷韻匠心

在中國傳統民俗節日中，七月十五頗富特色，既是民間的鬼節，俗稱『七月半』，又是佛教的盂蘭盆節，還是道家的中元節。對於以瓷器為基業的景德鎮而言，這一天更具有特別的意義，是瓷業窯主決定傭工請進、辭退及結算上半年工薪的日子，因窯主要在這一天決定是否更換工匠，故稱『變工節』。

在山石骨出山泥，水碓舂成自上溪。

要是高莊稱好，船連載任分攜。［1］

方方窨子濾澄泥，古語兒童莫壞坯。

煉到極稠捶極熟，一歸模範即佳瓷。［2］

——龔鉽［3］《陶歌》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唐人白居易這首《憶江南》是公認描寫江南景色的名作——碧綠的江水，豔紅的江花，絢麗多彩，生機盎然。最美的地方，最美的時刻，最美的景色，怎由得人不深深向往？

由於白居易曾在蘇杭為官，加上另有兩首詩明確提及杭州、蘇州，因而公認此詩所描繪的亦是蘇杭風光。但還有一種說法，說是白居易筆下的“江南”其實是指浮梁，更具體地說，是昌江之南的景德鎮。

白氏長兄白幼文曾任浮梁縣主簿，白居易青年時期曾在昌南住了幾年。吸引他的不單有光彩奪目、明麗如畫的自然風光，還有當地朝茶暮酒的習俗。這一段生活經曆時間雖不長，卻令他刻骨銘心，以致後來白居易做了杭州刺史，還特別號召天竺、龍井一帶農家學習浮梁茶農墾山種茶，大力發展茶葉生產，此即後世著名杭州龍井茶之來曆。

唐宋時的浮梁，確是人間天堂——境內遍布山巒、河流，秀峰綿延，山色如黛，河溪婉轉，綠水似練；山中有水，樹色參差，水帶環山，浟湙瀲灩；山色水光，交相輝映，天光雲影，並生共處，正所謂“湖光接晴空，山色有無中”。以山林為骨，以河水為脈，“浮梁”的名字正是由此而來［4］。

浮梁所轄景德鎮［5］距離縣城二十裏，這一帶更是典型的水鄉風光——鎮內青山起伏，昌江自東北向西南穿過鎮區，又分出許多寬窄不一的支流港汊，水深足以行船。民居依山而建，麵河而立，粉牆黛瓦，兼之小橋流水，靈動飄逸，古樹森然，恬靜澹然。外人來到這裏，便會不由自主地醉倒在水鄉的風韻中。

北宋時，大名士蘇軾和黃庭堅到浮梁拜訪好友佛印［6］，三人乘船夜泛昌江［7］，到東河與昌江交彙處，驚歎於月色下的清幽江景，樂而忘返，留下一段風流佳話，被後人稱為“三賢夜遊”。以蘇、黃二人之見多識廣，尚且為昌江月色所陶醉，足見風光之旖旎。

浮梁縣境（取自《浮梁縣誌》）

景德鎮圖（取自《浮梁縣誌》）

可惜的是，元代以後，簡約生動的鄉土自然風光逐漸消失了。隨著青花瓷器技術的進步，景德鎮發展成為典型的手工業鎮市［8］，瓷都地位凸顯。這處江南雄鎮的繁榮純然建立在瓷業生產的基礎上，“鎮人日以盛，鎮陶日以精”。所謂瓷之為道，“搗金石之屑，拔草木之精，埏之坯之，輐之繪之，釉之煆之，別土胍火色，尋蟹爪魚子”，所需無非土、木、火、水之物。於是，瓷石、礦土被挖去做坯，林木被砍伐燒窯。由於毫無節製地向大自然索取，出產優質高嶺土的青山最終都變成了光禿禿的平地。不單失去了綠水青山，景德鎮亦不再有昔日婉約可人的風姿，“萬杵之聲殷地，火光燭天，夜令人不能寢”，號稱“四時雷電鎮”。

轉眼又是一年七月半，是景德鎮一年中最重要、壓力最大的日子，是真正的“夜不能令人寢”。

在中國傳統民俗節日中，七月十五頗富特色，既是民間的鬼節［9］，俗稱“七月半”，又是佛教的盂蘭盆節［10］，還是道家的中元節［11］。對於以瓷器為基業的景德鎮而言，這一天更是具有特別的意義，是瓷業窯主決定瓷業傭工請進、辭退及結算上半年工薪的日子。窯主要在這一天決定是否更換做頭師傅即領頭，領頭則決定是否更換板板即小領頭［12］，板板再決定是否更換夥計即操作工匠，故稱“變工節”。

事實上，在瓷器行業，一年隻有四大節日——

一是二月十二的“花朝節”，傳說這一天是花神生辰，也是景德鎮瓷器行業規定的開工日期，行話叫作“花朝起手”。開工時，窯主要擺“起手酒”，請工匠吃飯。二月份工錢則稱為“起手錢”。

二是“變工節”，是總結上半年生產情況、製訂下半年計劃的重大日子。通常要放假三天，窯主先請做頭師傅上館子吃大茶，即炒菜喝酒，在酒宴上決定是否更換做頭師傅。如果做頭師傅留下，又決定留下板板及其夥計，便先由做頭師傅出麵請眾人上茶館吃油條，叫作“定事茶”，再由窯主出麵請各板板吃蒸肉飯，表示勉勵之意。

因“變工節”當日又是鬼節，各行幫［13］、會館［14］通常也在這一天置辦酒食，派人到墳山祭祀亡者［15］。

三是十月二十六的“人丁節”，是確定來年人工的日子，性質類似於“變工節”。窯主會在這一天置辦酒席，請吃“人丁飯”，決定是辭退還是繼續留用做頭師傅。如果窯主在席間大談來年計劃，即表示有意留下做頭師傅。如果隻提一些感謝的客套話，便有辭退之意，做頭師傅對此心照不宣。若是做頭師傅不願意在原處工作，也要當天提出辭工。

做頭師傅確定留下後，就要立即找齊各個工種的板板，再由板板找齊本工種的夥計。定事後，工匠可向窯主借定錢，叫作“扯八中”。打比方說，工匠先借八兩銀子，為年底回家過年做準備，到來年“變工節”結算時，要按十兩銀子在工錢中扣除。

四是十二月十三的“歇手節”。按照行業慣例，坯工統一在這一天停工，不再做坯，故稱歇手。俗語雲：“起手三日衍，歇手三日趕。”歇手並不意味真正的停工，工匠還需要繼續做完架上的半成坯，大約花費數日時間，這才能趕回家過小年。若是生意好，窯主可以延長做工時間，叫作“扯尾巴”，但是必須取得工匠同意，還得在“扯尾巴”期間每天多供應每位工匠四兩肉和“耳朵錢”。

瓷器是景德鎮的經濟命脈，鎮中之人直接從事瓷業者十之八九，餘下民眾亦多靠與瓷業相關產業謀生。在這樣的氛圍環境下，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日子不再是春節、中秋、冬至等傳統節日，而是七月十五“變工節”及十月二十六“人丁節”。

“變工節”尤其關鍵。瓷業行話有雲：“七死八活九翻身。”說的是每年七月以前是淡季，坯工通常都會在七月歇工。到了八月秋收季節，各地行商都會趕來景德鎮購買瓷器，瓷業迅疾轉入旺季。且九月秋高氣爽，瓷坯容易幹燥，是做坯的黃金季節。工匠能否掙錢，就要看這幾個月的做活兒。俗語雲：“做吃不空，坐吃山崩。”工匠若是不能在“變工節”被窯主雇傭，便隻能“坐公館”，失去飯碗，坐吃山空，還要遭人白眼。手藝差些的工匠往往寢食難安，有一技之長者亦有相當的危機感。蓋因景德鎮是中國瓷都，製瓷水準在世界首屈一指，巧匠雲集薈萃，名家層出不窮。俗語有雲：“一山還比一山高，強中自有強中手。”在利潤巨大、競爭激烈的瓷業更是如此。

以民窯為例，景德鎮號稱“民窯三千”，嘉靖、隆慶年間以都昌人氏崔國懋所燒崔公窯為冠。崔窯擅長模仿宣德、成化青花，所燒瓷器精美絕倫，能夠以假亂真。後來更在青料匱乏的情況下發展出青花五彩［16］，亦有相當特色，獨步一時。

五彩是以釉下青花與釉上五彩相結合的工藝。五彩通指藍色以外的其他彩色，如紅色、黃色等。因為明代尚未發明釉上藍彩，彩繪中的藍色須得使用青花，稱為藍彩。如此，定好瓷器圖案後，需要先以釉下青花描繪藍色部分，上釉燒成後，再用釉上彩料繪完剩下圖案其他部分，最後入窯燒製而成。

最早的青花五彩由成化鬥彩［17］發展而來。鬥彩與五彩情形大致類似，也是以釉下青花與釉上彩色拚合成紋，來完成彩繪。但在鬥彩瓷器中，青花在圖案中以骨架形式出現，是構成整體裝飾的決定性主色，諸多釉上彩色隻是附庸和陪襯。而在五彩瓷器中，青花並不是主色，隻是普通一色，地位與紅、黃、綠等彩色相同。由於青花所起的作用截然不同，五彩和鬥彩製成品的風格也完全不一樣——五彩紋飾滿密，色彩豔麗，華麗之極，有大富大貴之氣，圖案富有層次感和真實感；鬥彩則保持了青花的幽倩色調，主體畫麵高潔樸素，間或點綴的彩色又改變了青花的單一色相。

青花五彩瓷器盛行於嘉靖、萬曆年間，雖並非崔國懋首創，卻在其手中發揚光大。崔氏更是在傳統五彩基礎上發展出一種填彩，先以青料雙勾花鳥、人物之類於胚胎上，燒成青花後，複入彩爐，填入五色，最後入窯燒成。崔窯填彩不僅畫麵生動活潑，清麗鮮美，且立體感十足，趣味盎然，麵世後大受市場歡迎，一時供不應求。

然崔窯優勢並未保持多久，萬曆後即有徽州［18］吳明官橫空出世，進一步發展創新了青花鬥彩技術。吳明官將青花分為淡藍、淺藍、藍三種料色，再以些微彩色來搭配深淺濃淡不一的青花，極具中國水墨畫的淋漓美感。與其說是鬥彩，倒不如叫點彩、染彩更合適，驚豔之極，令人過目難忘，初一問世便聲名大噪，風靡一時。且極為士大夫珍視，與嘉興王二之漆器、張銅之銅器並稱“天下三絕”。

吳明官後來者居上，不僅在財富上一舉超越了崔氏，成為以技致富的典型，更受到士林尊重，在浮梁能與縉紳先生列坐抗禮［19］，甚至還娶了當地名紳李瑞侄女李新喜作填房［20］。

自古以來，中國便以“精益求精，密益加密”為最基本的匠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21］。在技藝當頭、日趨於新的瓷器行業，吳明官亦如崔氏一般，難以獨占鼇頭，近年來又有婺源［22］陳仲美、浮梁吳為、姑蘇周時臣飛速崛起，三人技藝各有所長，雖與崔窯、吳窯、都昌小南窯並稱“六大窯”，卻大有後來者居上之意。

身懷絕技的匠師不斷湧現，連崔國懋、吳明官這類具有獨特工藝的行業翹楚都在極短時間內被後進者趕超，尋常工匠更是憂慮重重，不免有“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之虞。因而每年每到七月半時，景德鎮的氣氛會變得相當緊張微妙。且並非民間尋常鬼節來臨時之詭異，而是一種因為未來不可預測而產生的惶恐不安。全鎮仿若一大張繃緊的布幔，雖看不清楚後麵的具體情形，卻能感受人心的躁動與浮動。兼之行幫之間素來相互競爭猜忌，似乎有心人稍微一伸指頭，便可戳破這層布，露出其後張張惶恐失措的麵孔來。

疑心生暗鬼，每年“變工節”之時，景德鎮總會有不同尋常的事情發生，號稱“多事之秋”，巡檢司［23］因之格外緊張，駐鎮通判［24］甚至不敢離開官署半步。時人有歌謠雲：“年年七月中元節，幾處坯房議事來。每到停工總生事，好官調護要重開。”事實證明，這個“好官”著實不好當，僅“調護”一責，便足以令其焦頭爛額。

現任饒州通判姓陳名奇可，這是他在景德鎮過的第二個“變工節”。

萬曆十年（1582年），明廷令饒州通判改駐景德鎮，尚有監管宮廷用瓷燒造的主要職責，署理巡檢司、掌管地方治安捕盜隻是次務。也就是說，饒州通判隻要能監督禦窯廠［25］工匠燒製出宮廷滿意的瓷器，便算是稱職。至於地方，隻要不爆發嘉靖十九年（1540年）那等規模的民間械鬥，便算無事。

然“國本之爭”［26］曠日持久，當今萬曆皇帝開始消極怠政後，對金銀珠寶生出了濃厚的興趣，為方便搜刮民財，往各地派出大量礦監、稅使［27］。皇帝亦不再信任朝臣，自萬曆八年（1580年）起，改由心腹宦官江西礦稅使潘相管理禦窯廠，地方巡檢事務遂成為饒州通判的首要事務，陳奇可則是大明立國以來以此身份上任的通判第一人。上任之初，便麵臨地域行幫衝突日益嚴峻的局麵。

瓷器利潤巨大，導致景德鎮民窯業快速發展，“浮處萬山之中”的景德鎮亦成為邑南一大都會。由於瓷業生產複雜，分工較細，號稱要經過七十二道工藝，即所謂“共計一坯工力，過手七十二，方克成器”。有的工種需要體力，有的工種相對輕便，從稚齡童子到成年男女，再到年老體弱的公公婆婆，均能找到合適的活兒幹——男人可以做坯，女人可以畫坯，小童可以學徒，身有殘疾甚至連盲人也能靠研磨顏料謀生。兼之瓷業興，百業興，給外鄉人提供了諸多發跡的機會。人們認為景德鎮機會多、賺錢易，爭相奔來謀生，即所謂“四方遠近，挾其技能以食力者，莫不趨之如鶩”，“殖陶之利，五方雜居，百貨具陳，熙熙乎稱盛觀矣”。

到明代中後期，外來人口即所謂客籍人士大量湧入，景德鎮已是“主客無慮十萬餘人”，且“五方借陶以利者甚眾”。客居者大多來自饒州所屬鄱陽、樂平、德興、安仁、萬年等縣及其他府所屬南昌、都昌［28］等地，多以“窯業傭工為生”。如此，居民多為客籍，人員結構變得複雜。各方客籍人士均按照各自籍貫建立起以縣、府等為單位的同鄉會，聯合成團體來謀求最大利益。然資源、商機、市場究竟有限，隨著外來人員滾雪球一般地暴增，各種矛盾日益凸顯，衝突亦不可避免。早在嘉靖年間，便曾經因為搶奪糧食而爆發了大規模的械鬥——

嘉靖十九年（1540年），當年歲饑艱食，糧食奇缺。浮梁本地人已是食不果腹，加上厭惡樂平籍傭工平日囂張跋扈，為了保住有限的糧食，遂發動起來，將在景德鎮做工的樂平籍工匠盡行驅逐。樂平人心生不滿，決意反客為主，召集千餘人，持械強行劫奪糧食。浮梁人亦聚眾反擊。雙方互相仇殺，卷入者多達數千人，血流成河，村鎮因之變為廢墟。這是景德鎮有史以來所發生的第一次以百姓為主體的大規模地域性衝突。

事情傳到京師北京，嘉靖皇帝詔停守巡兵備及該府縣衙所掌印巡捕等官俸，並出兵景德鎮，逮捕首惡者。事平後，饒州府同知範栻、樂平知縣李惟壽被逮捕下獄問罪，判各奪俸三月；饒州知府沈熺、饒州通判張戢、兵備副使屠倬、分巡副使楊紹芳、分守參議朱道瀾、巡捕署都指揮僉事李浴銘及巡撫都禦史王暐等七人亦被禦史彈劾失事罪狀，俱以功贖罪。

嘉靖年間，外地人尚未能在浮梁占據主流，便發生了這樁震驚全國的惡性鬥毆廝殺事件，足見景德鎮人事關係錯綜複雜，客主矛盾勢同水火，遠非一般城鎮所比。而到了萬曆年間，以同鄉結成團夥行幫、惡性競爭、互相攻訐之現象更為嚴重。彼時浮梁本地人已退居末流，外來人士反客為主，形成了都幫、徽幫、雜幫三幫鼎立的局麵。

都幫以都昌人為主。都昌在曆史上曾與浮梁同隸屬於饒州，宋初改隸南康［29］，明代沿襲。都昌地處鄱陽湖畔，多丘陵地帶。北宋名士蘇軾曾有詩雲：“鄱陽湖上都昌縣，燈火樓台一萬家。水隔南山人不渡，東風吹老碧桃花。”山清水秀，林木蓊鬱，堪稱典型的都昌風光。然人多地少，又極易遭受水患，生活並不容易。為了生計，都昌人不得不將目光投向外麵的世界。景德鎮距離都昌僅百裏之遙，水陸均可抵達，朝發夕至，兼之景德鎮四季火光映天、商機巨大，遂成為都昌人的第一選擇。

起初，都昌人多以賣苦力為生，推車、挑擔、撐船等，無所不為，在艱苦的求生經曆中，逐漸把握住了商機。彼時商品、貨物運輸均靠水運，都昌人便組織了船幫，為景德鎮裝瓷土、運窯柴，替瓷商轉運瓷器等，無所不至。

瓷器是大利之所在，染指瓷業自然是都昌人夢寐以求的事，然景德鎮瓷器行業均是世代相傳，尤其在核心工藝方麵保密甚嚴，為了防止技藝外傳，甚至隻傳子、不傳女，外人極難插足。都昌人便煞費苦心地選出本籍多名美貌女子，送給鎮上能工巧匠作妻作妾作婢女，以最古老的美人計來窺測瓷業秘技，如此摸索著學習。隻是都昌人雖大致學會了製瓷手藝，仍然受到瓷業同行排擠，難以立足。

宣德一朝是青花瓷器發展的高峰。宣德皇帝死後，九歲的明英宗即位，一度減免織造、采買等事宜，罷燒禦窯廠，撤回了駐景德鎮的督陶官，宮廷用瓷則改由景德鎮民窯包做包解。由於朝廷給的工錢不高，要求煩瑣，稍有不合製式，便要重新改造，民窯普遍負擔不起，叫苦不迭，竟有卷款棄窯潛逃者。都昌人看準時機，挺身而出，一舉攬下了宮廷用瓷的苦累活兒。雖然幾年後明廷又重開禦窯廠，但都昌人最終因此機緣而在瓷器行業站住了腳跟。禦窯廠生產恢複後，還有很多都昌人受雇進了禦窯廠做坯。

除此之外，都昌人還涉足窯業。窯爐是燒製瓷器的場所，為瓷之根本，即所謂“瓷器之成，窯火是賴”。窯業在景德鎮被稱為“攣窯”［30］，其技藝屬於瓷器行業中極為重要且有獨特傳承方式的專業技術，元明以來，由浮梁魏氏專營，其技世代相傳，秘不宣人。由於魏氏人少，活計多時，也不得不臨時聘請外姓人幫忙，主要工作是塗抹泥漿。久而久之，都昌餘姓人從幫工中學會了一些技巧，開始涉足補窯業，即為爐窯提供修補及抹泥漿服務，漸漸摸出門道，進而由補窯至砌窯。

到了嘉靖年間，都昌籍工匠崔國懋仿造宣窯、成窯青花成功，名聞天下，更令都昌人聲勢大振。許多都昌人都與崔國懋一樣，靠學藝在景德鎮發跡。同鄉人好抱團，親幫親、鄰幫鄰，親朋好友蜂擁而至，進入瓷都的都昌人越來越多。人多勢眾下，兼之能吃苦、敢冒險、善機變，都昌人漸漸占據了景德鎮瓷業的大頭。到萬曆年間，圓器業［31］已基本為都昌人控製，又用血緣和地緣關係結成鄉黨，時稱“都幫”。

都幫不僅控製了瓷器行業的大頭，還自行製定瓷業行規：凡不是都昌籍人開設的瓷窯，窯戶給窯工的工資必須加倍，每天的圓器板數即製坯產量有限製，不得超額，以此來限製同行競爭。時有歌謠唱道：“蟻蛭蜂巢巷曲斜，坯工日夜畫青花。而今盡是都鄱籍，本地窯幫有幾家？”即表明了都幫在景德鎮瓷業生產中的地位。

徽幫則以徽州人為主。徽州地區群山環抱，北麵是黃山，東南是天目山，山多地貧，當地人僅靠種地難以生存，被迫以商謀生［32］，即所謂“徽人多商賈，蓋勢其然也”。唐宋時，徽州“商賈四出”，奔走於各地，幾乎從事所有商品的買賣。連窮鄉僻壤、深山老林、沙漠海島等人跡罕至之地，也不乏徽商活動。入明後，海外市場受製於明廷的海禁政策，徽人甚至不惜以海盜身份、走私方式鋌而走險，走向世界。嘉靖年間稱霸一時的大海盜頭目“倭寇王”王直、徐海等人其實都是地地道道的徽商。

勤奮敢為、誠實不欺使得徽人大量致富，徽州富甲天下。明初時，尚有山西商幫即晉商與徽商抗衡，雙方勢均力敵，然明中期以後，晉商衰落［33］，徽商發展迅猛。傑出徽商黃汴為方便同行及後人，憑借親身經曆及大量調查訪問、實地踏勘，嘔心瀝血二十七年，終著成《一統路程圖記》一書。此書詳細記錄了百餘條水陸路程的起訖分合、距離、行走難易，並介紹了沿途名勝風景、民情風俗、社會治安、物產行情、食宿旅舍、船夫轎夫等，便於行旅采用，應用性很強，開明代商程書之先河，價值極大，“士大夫得之，可為四牲覽勞之資；商賈得之，可知風俗利害。入境知禁，涉方審直，萬裏在一目中”，成為徽州人手必備之書。徽商足跡由此遍及大江南北，時人有“無徽不成商”的說法。

當景德鎮以瓷都身份日益顯赫時，嗅覺敏銳的徽州人立即看到了內中的巨大商機，聞風而至，亦不似都昌人那般千方百計地擠進瓷器行業、要與浮梁本地人爭雄，隻專注於商業。多年經營下來，景德鎮米肉、油鹽、茶酒、綢布、百貨、藥鋪、酒樓等基礎商業均由徽州人壟斷，徽商完全把持了全鎮的經濟命脈，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除此之外，瓷器生產所需要的材料，如運自外地的瓷土、杉木、窯柴等，亦由徽州人經營。

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徽商亦利用地域關係結成為“徽幫”。起初徽幫隻有徽州一郡六邑，後來皖南寧國府的一府六縣也加入了徽幫行列，形成了更為強大的聯盟。

除都幫和徽幫之外，其他統稱為“雜幫”，包括浮梁本地人氏，主要涉足琢器及部分瓷器周邊商業。由此亦可見都幫、徽幫勢力之大，以至其他各籍人士不得不聯合起來，才能勉強與其對抗。

三幫形成之後，事端不斷。徽幫以商為本，常有逐利之事。某年饑荒，坐擁糧倉的徽人借機漲價。都幫雖在瓷器行業稱雄，卻也是肉身所做，還是要張嘴吃飯，不得不受製於徽人，不忿之下，即鼓動人手上街哄搶米店。徽幫不及對方人多，最終吃了大虧。

雜幫撫州人擅製作琢器，本與製作圓器的都幫井水不犯河水，某次僅僅因為做會［34］時聲勢大了些，便被都幫往酒宴上投以爆竹火藥。雖沒有傷人，卻弄得一片狼藉，宴會也不歡而散。

前年“變工節”時，都幫小南窯窯主餘茂盛忽然毫無征兆地解雇了其手下傭工，並以種種理由克扣工錢。那些工匠多來自饒州所屬州縣如浮梁、樂平等，算是本地人，卻反而被外來的都幫欺負，氣憤之下，遂聯合起來，鳴鑼攘臂，一路遊行到巡司署，要求官府出麵驅逐餘茂盛。

當時的巡司署長官是饒州通判今升榮。餘茂盛不僅是窯戶，同時還是船幫首領，與都幫會首崔無忌是姻親，是旅景都昌人的實際首領。今升榮不敢貿然將其趕走，不得已，隻能兩方調處，也就是派人兩麵說好話。可餘茂盛態度強硬，稱這些傭工心懷不軌，意圖偷竊餘氏攣窯等秘技，扣工錢、剁草鞋［35］隻是稍作懲戒，若不是看雜幫會首蘇彥三的麵子，按行規該將這些人驅逐出鎮。言外之意，更是暗示這些饒州籍傭工是受蘇彥三指使。場麵一度極為尷尬，最終還是蘇彥三在通判今升榮勸解下同意讓步，自己拿錢補償饒州籍傭工，又當場辭去會首一職，這才勉強息事寧人。

這三起風波，均發生在陳奇可上任之前。前任通判今升榮離開景德鎮，也是因為擺不平都幫、徽幫、雜幫爭端，被人彈劾，被迫引咎辭職。陳奇可對景德鎮行幫之明爭暗鬥早有所聞，事先亦有所準備，特意聘請了江西南昌府奉新縣秀才［36］宋國霖做幕僚。

到任上後，陳奇可先請來都幫會首崔無忌、船幫首領餘茂盛等都幫頭麵人物，著意交結。之所以先對都幫示好，是因為曆來三幫衝突，多由都幫率先挑起。崔無忌等人平日雖頤指氣使，究竟還是平民百姓，見新任地方長官剛一入鎮，便隆重設宴，折節結交，這可是從所未有之事，很是受寵若驚，亦表示隻要陳奇可還在饒州通判任上，絕不會令其為難。

擺平都幫後，陳奇可這才鄭重請來三幫會首，待以厚禮。又反複勸誡三大會首各自約束幫眾，克己複禮，和睦相處，和氣生財。當時作陪的除了本地有聲望的鄉紳士人、景德鎮知名窯主外，還有浮梁知縣楊延槐，以及江西礦稅使兼理窯務潘相等大小官員，可謂給足了三大會首麵子。都幫會首崔無忌、徽幫會首黃雲霄以及雜幫新推選出的會首周時臣也均當場允諾，表示日後要各守其界，互不侵犯。

然相安無事並未持續多久。幾個月後，恰好在“變工節”前夕，景德鎮再度發生了大事——

都昌籍坯工忽然群起打派頭［37］，聚眾圍堵吳窯窯主吳明官。吳明官雖是萬曆之後新崛起的瓷業名匠，卻是徽州人氏，背後有實力雄厚的徽商支持。徽幫商眾認為是都幫嫉妒吳窯青花比都幫崔窯瓷器更受歡迎，故意借“變工節”鬧事，要求會首黃雲霄反擊。

徽幫會首黃雲霄是著名徽商黃汴幼子，黃汴花費二十七年撰寫《一統路程圖記》，大為天下造福，在徽人中深孚眾望。黃雲霄幼承父業，生意做得極大，景德鎮瓷器外銷基本為其所壟斷。他向來不滿都幫橫行鎮裏，但其人眼光宏大，認為徽商不獨在景德鎮擁有大量商業，還有許多外銷生意，尤其浮梁茶葉及景德鎮瓷器，是最受海外歡迎的賺錢利器，都幫已基本壟斷了圓器業，若是因故影響了瓷器生產，最終在經濟上受損的仍是徽人自己。所以黃雲霄一直刻意要求徽幫幫眾保持克製態度，能避則避，能忍則忍。之前都幫因不滿米價上揚而哄搶糧倉，將鎮上所有徽人米店砸得稀爛。徽幫大怒，紛紛要求反擊或是告官。還是黃雲霄出麵曉以利害，強壓了下來，事態才沒有進一步惡化。

然圍堵吳明官吳窯事件又有所不同。徽人雖在商業領域如魚得水，在瓷器行業卻無所建樹。也就是說，徽商做生意有一套，但學藝製瓷卻遠遠落在都昌人後頭，在普遍輕視商人［38］的明代社會，不免時常遭人譏笑。都幫力求事事壓在徽幫頭上，稍不如意，便不惜以武力解決，也是源於輕商之本。

唯在萬曆之後，徽幫方才出了名匠吳明官，盡管有都幫製定的諸多行業限製，仍然擋不住其成為瓷業中的佼佼者，風頭無二。又為士大夫尊崇，還娶了本地名紳之女李新喜為繼妻。吳明官之後，又有婺源籍工匠陳仲美崛起。徽人遂在六大名窯中占據了兩席，終得以與都幫平起平坐。

六大名窯中，蘇州周時臣擅長仿製古器，浮梁吳為以薄胎瓷器著名，二人均隻燒製流行於士林的高雅玩器，從不大批生產，不算主流。都昌餘茂盛掌管的小南窯則主燒青花粗器，以廉價占據民間市場，雖有“名窯”之名，但瓷器本身並不臻入一流。真正占據精品青花瓷器市場的唯有都昌崔窯及徽州吳明官、陳仲美三窯，尤以吳明官吳窯為佳。因而吳明官非但是徽人中的傑出匠人，亦是瓷都名匠魁首，為徽州人掙足了麵子，令徽人引以為傲。都幫莫名其妙圍堵吳明官，不光是為難其本人，還等於要撕破徽幫的麵子，即使是隱忍如黃雲霄者，亦不能再忍讓下去。他決意這次不能示弱，亦糾集了大量人手，預備以武力驅逐打派頭者。

彼時人越聚越多，道路為之堵塞。雙方均氣勢洶洶，劍拔弩張。眼見又要再度爆發大規模流血械鬥，出來相勸的窯主吳明官忽然莫名中風，倒地抽搐而死。一代名匠，就此隕落。都幫驚見變故，兼之通判陳奇可已率大批兵卒趕到，這才一哄而散，爭相逃去。

事情雖暫時平定，徽幫卻各有不平之色，不免將吳明官猝死算在了都幫頭上。徽人向來好訟［39］，認為都幫圍堵吳窯事件直接導致了吳明官之死，當即由徽幫請出本地名秀才［40］程浩然出麵報官，要求官府立案審理。

徽人因多以經商為業，遊走四方，見多識廣，法律意識較強。然中國是傳統儒家社會，素以爭訟為恥［41］，厭訟、賤訟是官府曆來的基本立場。尤其在景德鎮這樣行政權威薄弱的地方，又涉及行幫之爭，巡檢司隻能扮演和事老的角色。通判陳奇可忙請本地鄉紳居中調停，說服吳明官遺孀李新喜出麵，要求徽幫撤狀，以求息事寧人。本來寡婦沒什麼地位，但李新喜出身浮梁大族，其堂兄李大欽是萬曆八年（1580年）進士，正在朝中為官，又與顧憲成［42］等江南名士交好。徽人雖然以商發家，富貴驕人，卻也尊儒重士。徽幫會首黃雲霄見李新喜以遺孀身份表了態，遂隻好就此作罷，但都、徽兩幫的這樁梁子仍然算是結下了。

事後，通判陳奇可也例行公事，派人做了調查，方知都幫坯工並非無緣無故地打派頭。之前有傳聞說，吳明官要在變工節一舉解雇所有都昌籍傭工，且工資減半。但吳明官遺孀李新喜聲言絕無此事。陳奇可懷疑是有人居中挑撥離間，有意令都幫、徽幫爭鬥，好漁翁得利，隻是找不到證據。

都幫自知吳明官一事結仇不小，得知真相後，為洗脫與徽幫仇怨，亦四下尋找散布謠言者，甚至一度懷疑是三幫中勢力最弱的雜幫所為。

彼時雜幫控製琢器行業，如名列“六大窯”的周窯窯主周時臣、壺公窯窯主吳為均是內中翹楚。周窯窯主周時臣年輕有為，天賦異秉，技藝精湛，專仿定窯古器，如文王鼎爐、獸麵戟、耳彝爐等，古樸雅致，逼真無雙，與真者無異，行家裏手也難辨真偽。

壺公窯窯主吳為淡泊名利，與世無爭，擅長燒製薄胎瓷，體薄而潤，瑩潔透影，一件重僅半銖。工藝之精細，可臻達少一刀嫌太厚、多一刀即造成廢品的地步。其製作情形亦與周時臣大致類似，貴精不貴多。

周時臣、吳為極少涉足青花，遊離於主流瓷器之外，雖都擁有窯爐，卻是絕大多數時間都租借了出去，因而與都、徽兩幫均無利益之爭。

且雜幫素以琢器為主，瓷業行規：“所執之長，各據一幫”，“各據一行，不傳他人”。退一步說，就算是雜幫挑撥都、徽相鬥，令兩方兩敗俱傷後，它亦無力涉足圓器業，難以直接從中謀利。畢竟工藝需要經驗和累積，不可能一蹴而就。

吳明官暴亡事件後，三幫和官府為各自立場著想，均派了精幹人手打聽查詢所謂的謠言散播者。但在景德鎮這樣一個居民成分複雜的地方，“彈丸之地，商人賈舶與不逞之徒皆聚其中”，一時也難以尋到源頭，事情終不了了之。

不過死者已去，生者猶自歎息，怒火勉強熄滅，卻並未根除。景德鎮潛流暗湧，不知道什麼時候便會有火山爆發。通判陳奇可對此心知肚明，有了上年“變工節”的經驗教訓，他今年更不敢掉以輕心，提前幾天便派了巡捕、兵卒分布要道，甚至聽取幕僚宋國霖建議，派了得力人手密切監視三幫會首及各名窯窯主動靜。

按照事先的安排，手下人源源不斷地進來巡司署稟報：都幫頭麵人物如會首崔無忌及馮、餘、江、曹四大家等均已趕回都昌為窯主餘茂盛之母送葬；徽幫由會首黃雲霄率領，去了城西京山祭奠死難的徽人亡靈；至於窯主，六大名窯中隻有陳仲美一人在西門望江樓宴請做頭師傅，正是變工節時正常窯主該做的事。

通判陳奇可略略鬆了口氣，道：“難怪本官覺得今年的變工節少了好些火氣，原來都幫幫眾大多離開了。”

幕僚宋國霖也道：“崔窯而今由崔國懋之子崔無忌掌管，他既身兼都幫會首，顧不上變工節變工也屬正常。小南窯窯主餘茂盛身兼多職，既是窯主，又實際掌管都幫，還把持河運，控製著昌江船幫。其人脾氣火爆，每次有事都少不了他，可謂鬧事的罪魁禍首。幸好其母新過世，應該沒有餘力鬧事。徽幫那邊，自吳明官暴死後，其妻李新喜代管窯事，然自古女子不能近窯，吳窯等於已然衰敗。另一窯主陳仲美，人稱陳三呆子，確實有些呆呆傻傻，憨不可及，一天到晚隻在作坊中抱著瓷器，其他都不管不顧，連家中美豔嬌妻也視而不見。有這種認真投入勁頭，難怪手藝精湛，瓷器精美。他從來不惹事，事情也從不惹他，他應該是最讓人放心的一個。雜幫呢？吳為人如其名，清靜無為，有道家之風。倒是周時臣不容小覷，其人年紀輕輕，便與崔、吳、陳這等名家並列，且被雜幫推為會首，必有過人之能。”

浮梁縣城圖（取自《浮梁縣誌》）

浮梁縣治圖（取自《浮梁縣誌》）

陳奇可忙問道：“都幫會首回了都昌，徽幫會首去了墳山，雜幫會首周時臣人呢？”

負責稟報的巡捕名叫何尋，是巡檢司第一等精幹之人，忙回道：“周時臣一大早出門，去了吳窯一趟，然後又去了饒州會館，大概是處理雜幫事務。停留不久，便回自家作坊去了。聽說他今日有一窯瓷器要開，還要開紅禁收徒弟。”

開紅禁是一種收徒儀式。瓷器行業行規森嚴，“其業之精者，且僅傳其幫，而世守其業”。徽州吳明官以青花鬥彩崛起後，都幫崔窯曾試圖開發一種描金［43］五彩青花與其對抗。因景德鎮無人擅長描金工序，崔氏遂花費重金到金陵聘請了一位名叫炳南的老師傅來傳授技藝。按照行規，炳南不能擅自將手藝外傳，但他又急需那筆厚賞，遂獨自來到景德鎮，裝作啞巴，每日在作坊裏描金做工，任由崔氏子弟從旁觀看。如此過了三年，崔氏終於學會了描金手藝。炳南自以為沒有直接帶徒授藝，但仍被判定違背行規，被拒絕返回南京，最終在無窮悔恨中客死在景德鎮，安葬在江家山。都幫還特意組織了“誠善會”，每年春秋二祭，組織子弟上墳祭掃，表示不忘師傅傳藝之恩。

炳南如此煞費苦心，試圖兩全其美，仍然因技術外傳而遭家鄉同行鄙夷，足見行規凜冽，不可逾越。在以技藝安身立命的瓷都，行規更是如泰山壓頂，不可違背，就算是名師，亦不能擅自收徒弟。瓷器行業約定俗成，收徒要經過極為野蠻的“迎紅籃”的儀式，即用紅顏色塗滿裝坯籃，再由收徒者挑著紅籃過街，沿途放爆竹，吹號奏樂，宣揚師傅將要帶徒弟等。如果沒有被人持械阻攔，表示同行民眾同意其收徒，可以開禁，這才能正式收徒，叫作“開紅禁”。如不能在街上平安通過，便不能開禁，要再等十年。

陳奇可來景德鎮日子已算不短，深諳瓷都風土人情，聞言皺眉問道：“周時臣怎麼選了今日開紅禁？”

幕僚宋國霖笑道：“最近幾年名窯窯主開禁收徒，沒有一人開成。徽幫、雜幫開禁，都幫便要搗鬼。反之亦然。周時臣選中今日開禁，正是他的高明之處。今日是鬼節加變工節，人們要麼忙著祭奠，要麼在擔心明日的飯碗，街上沒什麼正經人。周時臣挑著紅籃從街上通過時，不會有人顧得上攔他。放鞭放炮，旁人也隻以為是祭奠。”

何尋忙道：“宋相公說得不錯，屬下也認為周時臣日子挑得高明。不過有一點，二位不覺得奇怪嗎？周時臣是雜幫會首，為什麼開禁收徒前，要專門走一趟吳窯？”

宋國霖道：“吳為算是雜幫的名匠耆老，又是浮梁本地人氏，聽說若不是他自己堅辭，本來是該他當雜幫會首的。周時臣開禁收徒前專門去向前輩打一聲招呼，是禮節上的事，有什麼奇怪的？”

何尋道：“不，周時臣去的吳窯，不是吳為作坊壺公窯，而是吳明官的吳窯。”

陳奇可大奇，問道：“徽幫、雜幫互無往來，吳明官又已經過世，周時臣到吳窯做什麼？”

何尋道：“屬下聽過一點風聲，說周時臣原是蘇州世家子弟，跟徽人很有點淵源。他來景德鎮不幾年，便躋身名家之列，固然算是有點真本事，可背後徽幫應該也出了不少力。”

陳奇可聞言不由得起了好奇心。他起身踱了幾步，往門外看去，見日影西移，已過晌午，雖放了大半心，但仍有所隱憂，料想今年的變工節不會那麼容易過去。沉吟了一會兒，吩咐道：“以往變工節都是都幫挑事，這次說不定會有新花樣。你親自去盯著周時臣，有什麼情況隨時來報。”

何尋應了一聲，帶出幾名兵卒出巡司署，也不往西北麵周窯而去，一路趕去瓷器街。那條街是市集中心，亦是開紅禁挑紅籃的必經之路，周時臣既要收徒，必會經過那裏。

七月本是瓷都淡季，節日中的景德鎮更是清靜了不少，店鋪都關了門，主要街道上亦見不到太多人。巡司署位於鎮中心，距離瓷器街甚近，何尋一行剛拐過街口，便見到一名男子站在徽記綢緞鋪門前，大約二十七八歲，長身挺拔，一身灰色短衣長褲，難掩其豐標峻整，身邊落有一對紅色坯籃，正是雜幫會首周時臣。他半扶著扁擔，正向綢緞鋪內張望，似想進去，卻又有所猶豫。

何尋一見之下便起了疑心，開紅禁要想成功，除了人緣好外，要訣在於快速通過街道，跑得快的人肯定比慢性子的人有優勢，似周時臣這般滯留於繁華街道不走，未免太不尋常。

待走得近些，便能清楚地看到周時臣衣衫上的血跡。何尋一個激靈，打個手勢，令手下兵卒包抄過去，又喝問道：“周公子，你在這裏做什麼？”

周時臣猝不及防，嚇了一跳，轉過頭來，支支吾吾地道：“我……我……”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說辭。

何尋疑慮更重，轉頭見徽記綢緞鋪並未正式開張，隻在邊側開了兩塊門板，剛好容一身通過，便道：“請周公子暫且留步。”命兵卒看住周時臣，自己從門縫中側身進去。剛邁進一腳，便聞見一股強烈的血腥味——

卻見堂中仰臥著一名緋衣豔裝女子，衣衫不整，胴體半露，顯已遭人侵犯。更恐怖的是，那女子首級已然不見了。

何尋慌忙退了出來，先本能地去搜索周時臣腳邊坯籃，卻不見首級，不免有些困惑。周氏究竟是一方名人，他仍對其頗為客氣，隻沉聲問道：“裏麵死的婦人是誰？”

周時臣慢吞吞地道：“我不知道。不過我想應該是若蘭娘子。”

何尋大吃一驚，道：“若蘭？是那大美人江若蘭嗎？”

江若蘭生父江寒原是昌江上的船戶，風裏行，雨裏走，運貨行船沒有固定時間。他每每外出時，妻子劉萍常背著小若蘭在碼頭上翹首企盼。劉萍擅唱山歌，經常唱一首小調道：“白紙扇，白搖搖，河裏撐船河裏搖，兩邊姐姐喊喝茶。好馬不吃回頭草，好郎不喝二家茶。雙手端凳把郎坐，一句問郎何時還？靜風靜雨三個月，灘幹水淺半年來。有也歸來無也歸，莫在河中守孤寂。守得孤寂人又老，誤殺了家中少年妻。”表達了對丈夫牽掛和擔心，又一再告誡女兒，絕不能嫁給船戶為妻。隻是江若蘭雖未再嫁給船戶，還是落了個“守得孤寂”的下場。

江若蘭長成少女時，因天生麗質、娉婷婀娜，被譽為“昌江第一美人”，登門求親者不計其數。她尚未許人時，不幸溺水，正好為路過的徽州工匠陳仲美所救。因為陳仲美接觸了江若蘭的身子，其父江寒為免遭人閑話，便做主將女兒嫁給了陳氏。一個呆子娶了一個美女，遂成為昌江流傳最廣的故事。

更讓許多男子憤憤不平的是，陳仲美根本欣賞不了妻子的美貌，他發誓要成為瓷業第一人，眼中隻有瓷器，心中隻想著做出更好的瓷器。那位千嬌百媚的“昌江第一美人”，等於完全守著活寡。

陳窯在西門頭，陳仲美夫婦平日吃住都在那裏。當何尋聽說綢緞鋪的女屍可能是江若蘭時，一時難以置信，又問道：“當真是江若蘭嗎？”周時臣道：“應該是。”

何尋道：“這話怎麼說？”

周時臣道：“我隻是猜測她是陳家娘子江若蘭。但若想要確認，何巡捕還得去望江樓叫陳仲美陳匠師本人來驗屍。”

何尋道：“周公子知道陳仲美人在望江樓？”

周時臣點點頭，道：“我早上出門，途中遇到過陳匠師。”

何尋問道：“當時周公子也遇到了江若蘭嗎？”周時臣道：“那倒沒有。”

何尋又問道：“周公子為什麼刻意停在這裏？”

周時臣道：“我……”他本可以隨口編一套說辭，卻不知為何感到為難，隻躊躇不語。

正好負責監視周時臣的兵卒陶五小跑著跟了過來，何尋便招手命他過來，低聲問道：“你不是一直跟著周時臣嗎？”

陶五還是個十八九歲的少年，一身景德鎮最常見的雇工打扮，走在大街上毫不起眼。他抹抹額頭汗水，誠惶誠恐地道：“小的一直守在周窯大門前，不見周公子出來。後來聽到有人議論，才知道周公子今日開禁收徒，據說從後門走了。小的忙跟了過來。可是出事了嗎？”

何尋不答，揮手斥退陶五，重新走到周時臣麵前，問道：“周公子開禁授徒，為何要從後門出來？”

周時臣回頭看了陶五一眼，簡短地道：“我不知道那位小哥是何巡捕手下，見他一直跟在我後麵，還以為是旁人派來尋機搗亂的，心想多事之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何尋一想也對，便指著綢緞鋪問道：“那這鋪子裏麵是怎麼回事？”

周時臣微一沉吟，即答道：“不瞞何巡捕，我還不知道鋪子裏麵情形究竟如何。何巡捕可否容我進去看一眼？”

何尋大奇道：“周公子還沒有看過嗎？那你如何能知道死者是江若蘭？”見對方不答，道：“哦，周公子是挑籃經過這裏，意外遇見了殺人凶手，對不對？你手上沒血，隻有衣衫上染有少量血跡，分明是凶手撞到你時濺到你身上的。而周公子始終不肯明說，是因為你認得凶手，對不對？”

周時臣先走到綢緞鋪門前，往裏麵看了幾眼，這才回身道：“多謝何巡捕信任，明明看到我衣衫上有血跡，還肯相信周某不是凶手。不過這件事很有些棘手，何巡捕既然當場撞見我在這裏，不妨先將我當作疑凶帶回官署再說。”

何尋大是好奇，尋常人遇到血光凶案避之不及，這周時臣竟一反常態，主動招惹嫌疑上身。不過他雖未領教過周氏厲害，卻久聞其巧慧大名——

周時臣字秉忠，號丹泉，蘇州人氏。他出身世家大族，還是少年時，已表現出手工藝領域的傑出天分，但工匠究竟還是屬於九流之末［44］，未免與他文士出身不符。受到來自家庭的阻礙後，他表現出強烈的逆反心理，曾自題小像詩道：“曾讀父書非混世，也隨兒戲漫登場。”為了與長輩對抗，有意離家出走，放浪形骸，還常常拿其製作的贗品當作真品以高價售賣給富商貴人，以詐騙為業。

後來在淮北案發，有人報了官，周時臣受到官府追捕，逃亡到一座破寺廟中。寺僧好心收留了他。那座寺廟平日沒有多少布施，貧困之極，連大殿也快要被積雪壓塌。僧人想在鄰裏周邊化緣求一些財物，用以重修寺廟，卻始終籌集不到足夠的資金。

周時臣聽說後，便往後院打來荒草，按照大殿金剛塑像的尺寸編織了一雙大草鞋。當日大雪紛飛，地上積雪深達一尺來厚。到半夜時，周時臣穿上大草鞋，冒著風雪走了一二十裏路。回到寺廟後，又將雪泥塗抹在金剛的雙足上。次日，金剛出現的消息轟傳四方，人們爭相趕來寺廟布施金錢，不到十日，便籌集到千金。寺僧大喜，給了周時臣一筆錢，好讓他回淮北賠償受騙者，銷掉案子［45］。

金剛腳印事件後，周時臣亦洗心革麵，一改往日無賴行徑，不再恣意妄為，回到蘇州，與家人和好，再利用天賦公開售賣自己製作的仿古品，年紀輕輕便大獲成功。

常州唐凝庵收藏有一隻宋代定窯鼎，周時臣登門求觀，以手度其分寸，用紙摹其鼎紋。半年後，周氏攜帶親手仿燒的偽鼎再度登門。唐凝庵取出真鼎，反複與偽鼎比較，竟無纖毫差異。唐氏為之驚歎不已，遂以四十金為代價，買下偽作，作為收藏的副本，引起江南收藏界的騷動。

淮安人杜浮欲得唐凝庵定窯鼎，晝夜想念，形諸夢寐，後得知周時臣仿鼎與真鼎一模一樣時，便出千金高價，請周氏再製一隻偽鼎。周氏愈發聲名大噪，號稱“當代名手”［46］。

除了仿古精巧、技妙入神外，周時臣還天生巧思，匠心獨具，擅長製作、修複各種器具。如能燒造白釉陶印，印文古雅，紐作辟邪、龜象、連環等，皆用火範，成色如白定。又如能以奇木造器，將古木藤製成幾杖，杖體瑩潔如玉。琴、築等毀壞之物，一經他手，均能修複，製作惡俗者亦能改成高品。

他還擅長疊山，著名作品有蘇州徐時泰東園［47］石屏，高三丈，闊二十丈，玲瓏刻削，毫無斷續痕跡，“如一幅山水橫披畫”。蘇州小林屋［48］水假山亦為周時臣仿太湖洞庭西山林屋洞設計，雲壑幽深，竹樹滄涼，洞若天開。由於其人出身於士大夫階層，卻有這些在當時屬於另類的驚人技能，以至成為當時的傳奇人物，在吳地相當著名。

後因景德鎮能人輩出，為名家集中地，周時臣亦慕名來此開窯燒器，很快便步入大師行列，稱為“周窯”。每當名品出窯，千金爭市，其一隻仿鼎所賣價錢，便能抵得上其他窯主好幾窯的瓷品。製作既精，產量亦少，甚至不必時時雇請工匠。

周時臣成就大名之後，對往日浪蕩行為頗為忌憚，從不提起隻言半語，因而其舊事並不為人所知。然何尋既做的是巡捕勾當，少不得與各地公差、同行往來，有機會了解到許多不為人所知的幕後之事。他曾聽到景德鎮公幹的淮北同行提及周氏舊案，亦對其小小年紀便能想出雪夜鞋印的妙計讚歎不已。當時周時臣不過是十幾歲的少年，已有此等智力，可驚可畏，而今其已然成人，閱曆豐富，又聲名在外，應當更了不得。若果真是他殺了人，以他的聰明腦袋，不會笨到滯留在凶案現場不走的地步，更不會主動要求官府將他當作疑犯逮捕。而他既然這麼做，一定有他的理由。

略一思慮，何尋便點了點頭，命道：“來人，將周公子扣下了，帶回巡檢司審問。”

景德鎮沒有仵作，要找人驗屍、填報屍格等文書，得專程去浮梁縣署請人。又因死者是徽幫重要窯主的妻子，何尋怕跟去年變工節一樣，牽涉三幫爭鬥，再度引發糾紛，便決意先秘而不宣，留了一名兵卒進綢緞鋪看守屍體，再將門板封了。

進來巡司署，何尋先進大廳稟報。通判陳奇可詫異不已。他原以為去年變工節死了徽州名匠吳明官，今年變工節會再度有大事發生，雖忐忑不安，卻也有心理準備，卻不想等來了一樁殺人案，死者還是徽州另一名匠陳仲美的妻子。

何尋道：“屬下擅自做主，沒有張揚，也沒有立即派人到望江樓去叫陳仲美來認屍。預備請陳通判示下後，再派人去縣城叫仵作、書吏來。等到入夜後，將屍體悄悄抬來巡司署，再去請陳仲美來。”

陳奇可讚許道：“你做得很好，就這麼辦。”忙命宋國霖草擬了公文，蓋上大印，派人送去浮梁縣衙麵交浮梁知縣楊延槐。

宋國霖問道：“何巡捕如何能肯定周時臣認得殺人真凶？”

何尋道：“屬下是猜的。周時臣沒有親眼見到綢緞鋪中的屍體，卻已經知道死者是陳仲美的妻子，多半是殺人凶手自己告訴了他。”

陳奇可聞言，便命帶周時臣進來，徑直問道：“周公子，你可是當場撞見了凶手殺人後逃逸？”

周時臣道：“這個……”

陳奇可見對方吞吞吐吐，便命聽差兵卒退出，隻留下幕僚宋國霖和巡捕何尋二人，道：“這裏再無外人，周公子有話不妨直說。”

周時臣道：“請陳通判恕周某無禮，我暫時還不能將經過和盤托出，因為這裏麵還有一個大大的為難之處。”

宋國霖問道：“有什麼為難之處？”

周時臣道：“陳通判不能召我那個朋友來官署當證人，亦不能將真相公開。”

陳奇可怒氣上衝，冷笑道：“真是天大的笑話！周公子，你以為自己是什麼人？”

周時臣泰然自若，道：“我不是為我自己，這是為大局著想。若是陳通判肯答應我，我今晚便可助官府結了這樁命案。”

宋國霖道：“周公子是說今晚便可結案？”

周時臣道：“是。若是今晚還抓不到真凶的話，我周時臣任由官府處置，無怨無悔。”

陳奇可尚在思忖，宋國霖上前一步，低聲道：“死的究竟是徽幫重要人物的妻子，不知道都有哪些人物牽涉其中，萬一涉及三幫紛爭，可就不好辦了。不如先答應了周時臣，盡快查明真相，好在案子尚未傳開前有所準備。”

宋國霖曾祖宋景是明代中期重要閣臣，史稱“有古大臣風”。祖父宋承慶少有大才，誌競進取，然青年夭卒，未酬其誌，隻遺一孤子，便是宋國霖。宋國霖雖自幼喪父，然在母親教導下，勤奮好學，安心苦讀，在家鄉名望很高。陳、宋兩家是世交，陳奇可極信任宋國霖，對其言聽計從，聞言便不再猶豫，忙點頭道：“好，本官答應你。”又有意敲了敲案頭，道：“不過周公子若失言，今晚結不了案，可別怪本官手下不留情麵。”

周時臣道：“何巡捕，正如你所言，是有人從綢緞鋪衝出來撞上了我，我衣衫上的血跡，便是那時染上的。我當時沒有明言，是怕釀成大禍。”當即說了究竟——

周時臣獨自從周窯離開後，本欲盡快挑籃穿行街道，好開禁收下徒弟吳祥瑞。這位吳祥瑞與他年紀相仿，卻是誠心拜師學藝，又是名家吳為介紹來的，簡慢不得。一路還算順暢，畢竟七月半不是個收徒的吉利日子。

到瓷器街時，忽然有人從徽記綢緞鋪直衝出來，直愣愣地撞到周時臣身上。他開始還以為是有人刻意阻礙他開禁，待認出對方，才大吃一驚。對方看到他後，立即如獲救星，匆匆說了經過，懇請他出手相助。他料想事情不是殺人那麼簡單，為避免事態進一步惡化，便應承了下來，並要求對方在查明真相前不要輕舉妄動，也不要對旁人提起半句。那人答應後便匆忙離去。周時臣正思慮是否要先看凶案現場，何尋便率兵卒趕到了。

宋國霖問道：“周公子那位朋友是誰？可是雜幫的頭麵人物？”

周時臣歎了口氣，道：“不是，是徽幫會首黃雲霄黃先生。”黃雲霄雖是商人，卻愛以儒自居，喜旁人稱他為“先生”。

陳奇可不久前才聽何尋提及周時臣與徽商大有淵源，本來還半信半疑，此時親耳聽到周時臣自承肯為黃雲霄遮蓋罪行，這才相信其言是真。問道：“死者江若蘭是徽州名匠陳仲美的妻子，也算是徽幫人，為何黃雲霄要殺死自己人？”

周時臣道：“全是因為一個色字。不過黃雲霄並不是凶手。”

原來黃雲霄貪戀江若蘭美色，竟然利用徽幫會首身份壓服陳仲美，與其達成協議，要霸占其妻子幾日。為避人耳目，黃雲霄假意親率幫眾到墳山祭奠，其實半途換了衣衫，悄悄折返回鎮子。陳仲美則命妻子早早打扮齊整，到黃雲霄名下的徽記綢緞鋪等候。

黃雲霄妻兒老小雖不在身邊，但他未在景德鎮單獨置業，一直住在徽州會館，會館來往人多，不方便行幽會苟且之事。但他早有計劃，安排妥當，令綢緞鋪放假七日，上下人等全都離鋪。不想他興致勃勃趕到綢緞鋪後，一進門便被什麼物事絆倒，爬起來才發現堂中躺著一具鮮血淋漓的屍體。那女屍雖沒有了首級，卻還是能認出正是他朝思暮想的江若蘭。他熱血衝頭，第一反應便是都幫預先設下了圈套，將江若蘭先奸後殺，再嫁禍給他。他一時不及多想，隻想快快離開現場。衝出綢緞鋪時，驚慌失措，竟然撞上了挑著紅籃經過的周時臣。

周時臣外祖父吳岫是蘇州藏書名家，書齋名“塵外軒”，聚書逾萬卷，在江南赫赫有名。黃雲霄生父黃汴撰寫商程書《一統路程圖記》時，一度寓居蘇州，為的就是借覽吳岫家中的輿地誌［49］，並由此與吳岫結為亦師亦友的關係。因為這一層淵源，周時臣自小便與黃雲霄相識，他後來到景德鎮發展，亦得其幫助甚多。甚至周時臣年紀輕輕當上雜幫會首，亦是黃雲霄暗中出了大力。但二人從不在明裏提及曾是老相識，外人亦不得而知。

黃雲霄認出周時臣後，知道這位小友機智無比，立即將事情經過簡略告知。周時臣聞言也緊張起來。去年變工節吳明官暴死，今年則是江若蘭遇害，均與徽州名匠有關，他料想事情並不簡單，甚至兩案極可能有所關聯，便安撫了黃雲霄幾句，同意替對方調查這件案子。

一旁宋國霖聽得目瞪口呆，問道：“陳仲美人稱陳三呆子，人是有些呆愣，可其性情也相當正統古板，絕非阿諛奉承之輩。他竟然願意將妻子雙手奉給其他男子？”

周時臣道：“這是黃會首親口告訴我的，應該不會對我撒謊。如果何巡捕想要進一步確認，等陳仲美到了，向他一問便知。”

宋國霖料想黃雲霄為人精明，不會編造這等極易為人戳穿的謊話，不由得信了幾分，搖頭道：“果然是個陳三呆子。”又問道：“既然黃雲霄不是真凶，想來凶手殺人後早已攜帶首級離開，周公子要如何抓住他？”

周時臣道：“這個……我暫時還不能說。官府隻需將我當作疑凶扣押起來，等到縣城仵作、書吏一幹人到時，大約就是晚上了，陳通判再連夜開堂審案，我自有法子捉到凶手。”

宋國霖道：“好，有什麼需要官府做的，周公子盡管開口。”

周時臣道：“正好有一事要勞煩何巡捕，我今日本來還有一窯瓷器要開，家中來了幾位好友等著觀瓷。勞煩何巡捕派人去知會一聲，就說我臨時有事來了官署走不開，讓傭工先開了窯好各自回家，朋友們先自行品瓷。我明日再置酒向他們幾位賠罪。”

宋國霖知道周時臣與本地世家子弟交好，料想其口中的好友必是操驥、金英等人，均是浮梁籍名宦之後，忙道：“若真如此，周公子不如先悄悄回去一趟，等到縣署官差到時再來。”

周時臣搖頭道：“不，那樣的話就捉不住凶手了。目下的關鍵，就是要讓真凶以為官府已經抓到了替死鬼。”

宋國霖忙道：“倒叫周公子受累了。”忙命何尋派人趕去周家知會，免得眾人久等。

何尋道：“我親自走一趟好了，旁人也說不清楚。”

周時臣道：“那再好不過，隻是有勞何巡捕辛苦走一趟。”

何尋便自辭了出去。

陳奇可見周時臣稱能捉到凶手，雖信誓旦旦，究竟還是空口無憑，心中憂慮，可見到心腹幕僚宋國霖、得力助手何尋均對其十分信任，不免又半信半疑。想了想，問道：“周公子適才提及江若蘭遇害可能會跟去年吳明官暴死有所關聯，你為什麼會這樣認為？”

周時臣微一遲疑，即道：“陳通判是一地之主，周某不敢有所隱瞞。去年吳明官吳公暴死後不久，其遺孀吳家娘子找到了我，委托我暗中調查吳公之死真相。”

去年變工節吳明官當眾猝死，徽幫認為是由都幫挑釁而起，預備正式向官府提起訴訟，最終因吳明官遺孀李新喜出麵圓轉，徽幫才算罷休。因為這件事，陳奇可曾拜訪過李新喜，當麵勸說，對其果敢剛毅及深明大義很是佩服，卻不想她仍然暗中委托了周時臣調查。然她是徽幫重要人物之妻，卻為何不找徽幫出麵，而要輾轉托付雜幫會首？是因為周時臣更方便以中立身份出麵，又跟徽幫會首黃雲霄大有淵源，還是因李新喜本人是浮梁名紳之後，正好周時臣與浮梁世家子弟操驥、金英等人交好之故？

宋國霖也極是好奇，問道：“當時徽幫上下氣勢洶洶地要為吳明官報仇，吳家娘子如何反而會將事情委托給周公子？畢竟周公子是雜幫的人。在本地，三幫行事可是一向涇渭分明的。”

周時臣道：“我開始也覺得奇怪。畢竟我跟吳公和吳家娘子無甚來往，他夫婦二人也不知我與黃雲霄黃先生是舊識。後來吳家娘子主動說開，我才知道原來是吳窯的把樁［50］師傅向她推薦了我。”

吳窯的把樁師傅名叫楊采，南昌人氏，自小父母雙亡，隻與兄長楊今相依為命。不幸的是，楊采年少時，楊今為當地惡霸所害。惡霸又買通楊今妻子在城外火化了丈夫屍體，由此掩蓋住惡行。鄉鄰雖然知曉真相，卻因為害怕惡霸報複而不敢告訴楊采。楊采失去依靠，離鄉謀生，嘗盡顛沛流離之苦。二十年多年後，最終憑自身努力在景德鎮吳窯當上了把樁。

某日，楊采在鎮上偶遇鄉鄰，聽其酒後吐露真相，這才知道當年兄長死得冤枉，悲憤交加之下，決意為兄長申冤。然他六次趕回南昌告狀，當地官吏均認為時間太久、時過境遷而不予立案。

楊采擅長觀火，對火候、溫度把握得極好，周時臣初開窯時，亦曾請其幫忙把樁。他聽說此事後，便主動替楊采寫了一紙訟狀。內中雲：“白骨燒成黑炭，黃金買轉青天。十兩能償一命，萬金可殺千人。”讓楊采持狀再回南昌告狀。

正好新任江西按察使［51］到任，讀到狀子後很是驚聳，遂當場立案，並簽發公文捉捕人犯。惡霸最後招供了事實，由此被定死罪。楊采得報兄長大仇，周時臣的那一紙狀子出力不少，因而對其十分感激。

去年吳明官暴死，李新喜表麵聽從通判陳奇可提議，說服徽幫不要再生事，其實她自己也暗中懷疑丈夫死得蹊蹺。卻苦於婦道人家身份，不能拋頭露麵。又恨身邊沒有才智之人，竟是無法可想。楊采在吳家二十年，多得吳明官提攜教導，親密如家人。窯主暴死，他比誰都難過。而在他心目中，周時臣就是天下第一等聰明人，人又豁達仗義，有力挽狂瀾的本領。當他得知女主人懷疑丈夫死得不明不白時，便著力舉薦了周時臣。

李新喜生性謹慎，並沒有立即找上周時臣，而是暗中調查了他一番後，這才命人請其上門，表明意向。周時臣聞言驚愕異常，他雖厭惡行幫之爭，但亦不能擺脫地域之困，甚至被強行推舉做了雜幫會首。按照慣例，他既是雜幫人，決不能沾染徽幫事務，便本能地婉言推辭。李新喜當即跪下，死活不肯起來。把樁楊采又從旁反複勸說，周時臣不得已，這才勉強答應下來。

雙方重新坐下後，李新喜說明了經過。原來吳明官一向身子壯健，又沒有什麼隱疾，當日雖遭都幫圍堵，可比起之前都幫痛砸徽幫米店一事，實在算不了什麼。吳明官毫不驚慌，親口告訴妻子，說外麵那些都昌籍傭工多半是受了人挑撥，隻要出去說明真相，便足以打發走這些人。倒是徽幫會首黃雲霄召集人手，預備以武力反擊都幫後，吳明官有些著急起來，派人去告訴黃雲霄，要他約束幫眾，千萬不能動武。然當時吳窯大門外人山人海，氣氛緊張，亂哄哄一片，已非人力所能控製。吳明官怕釀成群毆械鬥，一麵派人去巡司署請通判陳奇可派兵彈壓，一麵親自出來安撫，不想剛走到眾人麵前，便驀然倒地死去。

周時臣聽李新喜語氣，似是懷疑吳明官是遭了人暗算，忙問她可有憑據。李新喜搖頭道：“沒有，我隻是本能地覺得我夫君死得冤枉。可恨我笨人笨腦，雖起了疑心，也努力去找過，卻始終沒有發現蛛絲馬跡。”

周時臣道：“那麼吳公遺體上可有刃傷，或是有中毒跡象？”

李新喜道：“沒有。是我親手為我夫君換的壽衣，他全身上下我都仔細擦洗過一遍，沒有傷口。可我心中始終放不下這件事。周公子，楊把樁說你是第一等的聰明人，你一定有法子的。”

周時臣道：“我雖答應了娘子要為你調查尊夫之死，可這件事難度極大，怕是費時費力……”

李新喜道：“當然不能讓周公子白費力氣，我自有酬金奉上。”

周時臣忙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怕是我才智有限……”

一語未畢，李新喜已經打開桌上的木盒，取出一隻陶壺來，道：“周公子出身名門世家，兼之少年成名，尋常金錢財物也不會放在眼裏，這隻壺……”

那隻栗色小壺乍看似老鬆樹皮，凹凸不平，壺把似鬆根，質樸古雅，如同古銅器一般。周時臣一時兩眼發直，失聲道：“這……這是供春壺嗎？”

李新喜道：“周公子果然好眼力。不錯，這正是供春壺。而且這隻壺，是供春在金沙寺所製，是世上第一隻供春壺，也就是傳說中的樹癭壺。現任饒州推官［52］吳正誌不知從何處聽說了樹癭壺現下在我夫君手裏，曾多次派人來討要求買，願出五千金高價，我夫君亦沒有答應。”

宜興吳氏正是樹癭壺的原主。明代正德年間，宜興才子吳仕為參加科考，在君山之隅、東溪之上的金沙寺讀書。一位閑靜有致的僧人向當地陶工學會了製陶之法，自己摶紫砂細土加以澄煉，製為胎，捏塑出口、杯、蓋等，再燒成陶壺［53］。吳仕隨身書童供春“髫齡穎異”，觀看僧人煉土製壺日久，竟然嫌棄對方所製之壺太過粗拙，自稱若是給他一坨泥，他會做得比僧人好得多。

某日，供春取僧人做完壺洗手後沉澱在缸底的紫砂泥，模仿寺旁一棵大銀杏樹上的樹癭紋樣，做了一把紫砂壺。由於沒有做壺的工具，隻用了一把茶匙，所以在壺麵上留了很多手指螺紋印，不想反而愈顯古秀可愛，此即為世傳“樹癭壺”。吳仕一見之下便歎為觀止，視為珍寶。得到了主人的肯定，供春便又照著做了幾把。

吳仕字克學，號頤山，出身常州宜興簪纓官宦世家，家產豐厚，擁有“田萬畝，山萬峰，園以畦計，泉池以泓計，樹株計，竹獲葦數千，牛羊蹄千，僮指千”。其父吳綸“春和秋爽，載筆床茶灶，隨以一鶴一鹿，遨遊於武林吳苑間”，時常帶著一鶴一鹿徜徉於江南山水間，自宛如仙人。來往於吳家的都是沈周［54］、文徵明、唐寅、仇英等當世大才子，正所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由於吳氏在江南士林中的巨大影響力，供春壺不脛而走，聲名鵲起，博得了諸多官宦文人的青睞，世人爭相競購，幾與金玉比價［55］。

吳仕高中進士後，告訴供春道：“你有這等才藝，再做我的書童就浪費了，自己去外麵闖蕩吧。”

供春自此離開吳氏，成家立業，揚名江湖。他後來還做過“龍蛋”“印方”“六角宮燈”等名壺，溫雅大方，質薄而堅，有“供春之壺，勝於美玉”的美譽。但世間最看重的還是他的處女作“樹癭壺”，求壺者趨之若鶩，時人以千金索求，仍難得一見。

最早一版的“樹癭壺”自然在吳仕手中，不久即被其好友唐寅索去。後來唐寅生活落魄，“樹癭壺”也飄忽無定，最終下落不明，想不到其輾轉流傳下來，竟然落在了瓷業巨匠吳明官的手中。

周時臣既擅仿製古器，自然是鑒賞大行家，一見之下，便知道此壺十之七八是真品，待接過壺來，握在手中微一摩挲，便知決計為正品——雖沒有瓷器的光滑圓潤，亦沒有釉色打亮壺麵，卻是黯黯光華，古拙莊重，質樸渾厚，有著千年古玉的韻味。難怪曾有人稱讚其“栗色暗暗，如古今鐵，敦龐周正”。

供春一生傳世作品極少，許多江南收藏鑒賞大家都因為未能親眼見過供春壺而抱憾終身，而今最早版本“樹癭壺”就在周時臣手中，彌足珍貴。隻要一想到近百年間無數傑出名士撫摩過這把世間獨一無二的陶壺，便足以令人怦然心動。

除此之外，周時臣本人就是能工巧匠。大凡真大師、真匠人，無不以造出至精至美之作為最高目標。即使是一代宗匠，雄踞巔峰，傲視群雄，然隨著時間的流逝，屬於他的時代終究會過去，但一件絕好的工藝品卻可以流傳千百年。供春早已化作了塵土，其英名卻附在了陶壺上，流芳百世。而眼前的供春壺就是紫砂壺中不可逾越的傑作，陶與瓷素來同藝，周時臣自問尚達不到如此高度。百餘年後，倘若後人摩挲觀賞他周氏作品時，會是怎樣的評價，又會是怎樣的感懷？一時心蕩神馳，思緒複雜，竟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一旁李新喜察言觀色，已知周時臣深為供春壺打動。她知書識禮，亦不打斷對方賞壺雅興，隻靜靜等在一旁。

過了好半晌，周時臣才回過神來，小心翼翼地將陶壺放回木盒中，正色道：“我先把原先要說的話說完。我答應替娘子查找真相，並不是要貪圖吳家什麼。我很佩服吳公的本領，匠心獨具，技巧絕倫，在前人成就上有所創新，自開一派。捫心自問，我若涉足青花鬥彩，亦達不到吳公的高度。”

李新喜道：“人各有所長，周公子稱雄於仿古，亦非我夫君所能。”

周時臣很喜歡對方不卑不亢、應答得體的態度，便實言告道：“之前我想說的是，我會努力去做娘子交付的事。隻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怕查了許久後，仍然給不了娘子想知道的答案，到時怕是娘子會深深失望。至於這件樹癭壺，我不能收，它實在太貴重了，堪稱無價之寶。”

李新喜道：“在周公子眼中，這壺是無價之寶。在我眼中，它是一件普通的夫君遺物，隻希望能將它贈送給有緣人。若是周公子不肯收下，那麼我便收回剛才托付的話，不敢再有勞周公子為我死去的夫君奔波勞碌。”

周時臣既已慨然允諾，哪會輕易把話說回？況且還死者同行以真相，是天經地義之事。然李新喜偏偏要以那隻樹癭壺作報酬，不免很是為難。

把樁楊采一直站在一旁，見場麵轉冷，忙道：“周公子，你一向爽直，怎麼這會子反倒婆婆媽媽起來了？老實說，我可看不出這隻壺有什麼好。可它是吳娘子的一點心意，她想的隻是將吳窯主生前最珍愛的東西送給周公子你。”

周時臣見實在難以推辭，便道：“那好，這隻供春壺就暫時由我保管。我們先以一年為限，若是我有負娘子重托，難以查明真相，那麼明年變工節時，我再來府上拜訪，歸還這隻壺。”

雙方就此約定，且秘不外揚，隻有在場的三人知曉。然都幫圍堵吳窯情形實在太亂，人數實在太多，周時臣本人亦不在場，他又隻能暗中走訪當事者，導致遲遲沒有進展，他甚至都不能證明吳明官是否真的死於暗算。

今日恰好是約定的一年之期，周時臣一大早起來，所做第一件事便是取出樹癭壺，親自送去吳窯，以履行承諾。不想卻吃了閉門羹，李新喜堅持不見不收。他因為尚有收徒、開窯兩件大事要忙，隻得又攜著樹癭壺回家。

講述受托於吳氏遺孀一節時，周時臣隻提吳窯珍品，不提樹癭壺或供春壺，陳奇可等人以為李新喜送給周氏的隻是吳明官親手燒製的精美瓷器，亦不在意。

宋國霖問道：“周公子既然沒有發現吳明官是遭暗算身亡的證據，如何還認為他的暴斃跟今日江若蘭命案有所關聯？”

周時臣道：“我雖然沒有發現有用的線索，但在調查時，卻越來越覺得吳家娘子的看法是對的，吳明官之死不同尋常。至於兩起案件有所關聯，隻是我自己的聯想。不然哪會這麼巧，兩年的變工節，在同一天，兩個人遇害，且均與徽幫名匠有莫大幹係。”

果真如此的話，都幫嫌疑就相當大了。去年他們明裏鬧事，發動都昌籍傭工圍堵吳窯，吳明官當眾身亡，徽幫由此損失了最頂尖的瓷匠。都昌窯主餘茂盛之母上月便已經過世，他曾回家奔喪數日，卻將下葬日子拖到這個月，極可能是有意為之。於是今年都幫幫眾表麵集體回都昌為餘母送葬，暗中則暗下殺手，殺死江若蘭，既能打擊陳仲美，又能陷害徽幫會首黃雲霄，可謂一箭雙雕。

而且都幫確實是吳明官猝死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吳明官膝下有一子一女，長子吳青峰為前妻所生，對製瓷毫無興趣，因與繼母李新喜不和，便獨自搬去浮梁縣城居住，每日與城中一幫浪蕩子弟遊手好閑，不務正業。次女吳黛城為李新喜所生，年紀還小，才十四五歲。吳明官一死，其子不能繼承其業，吳窯連個掌窯人都沒有。李新喜雖勉強以未亡人身份接管了事務，然按照瓷業行規，婦人不能靠近窯房，不然大不吉利，她也隻能處理一些未竟雜務。沒有了真正懂行的掌窯人，吳窯青花瓷器生產一落千丈。都幫本來就在圓器業有壟斷優勢，崔氏五彩亦不遜吳氏鬥彩太多，便趁機將青花瓷器生意都搶了過去。去年都幫崔窯賣出的青花數量，是前年的五倍還多，其中有七成是從吳窯拉走的兩廣大戶。就連徽幫會首黃雲霄為應付海外市場訂單，也不得不轉買了一批崔窯青花。

吳明官死後，陳仲美便是碩果僅存的宗師級徽州瓷匠。陳窯燒製普通青花圓器，瓷器亦是精品，隻是不似崔窯五彩、吳窯鬥彩那般各有開創之風。陳氏本人不想計較行幫之爭，隻想成為行業至尊，燒製出無可比擬的頂級青花。每每都昌窯主開窯，他亦常常跑去觀摩學習。因為其人眼裏隻有瓷器，很有些呆傻之氣，其妻子又是景德鎮的著名美人，都幫眾人也不討厭他，更不像提防吳明官那般如臨大敵，偶爾還拿他開開玩笑。有人假意建議陳仲美加入匠籍［56］，好去禦窯廠做龍缸匠，主燒龍缸［57］，那可是人間至尊青花瓷器。對方本是隨口說笑，陳仲美卻當了真，一本正經地答道：“我燒的瓷器是給活人觀賞享用的［58］。不睜大雙眼，怎能看到白地藍花的美麗？況且龍缸不過難在巨大而已，算不得至尊瓷器，甚至連一流都算不上。”旁人見到他這股愛瓷如命的執著，倒也頗為佩服。

但陳仲美到底還是徽人，陳窯每年生產的青花瓷器隻比崔窯略少，其人也不花哨，不推一度大紅大紫的五彩、鬥彩之類，隻燒青花，神韻清秀，飄逸而不輕浮，以專注贏得了市場。與徽人雜七雜八生意極多不同的是，瓷器生產是都幫唯一一大宗生財之道，多年打拚、數代人不懈努力，才以手藝壟斷了圓器市場，容不得旁人侵犯，狹隘背後自有無數血汗艱辛。大概都昌人還是想要在青花領域一枝獨大，便起意對付重要競爭對手陳仲美。又知道徽幫會首黃雲霄素來垂涎陳妻江若蘭美色，便因勢利導，殺死陳妻，嫁禍給黃雲霄，一舉兩得，一石二鳥。

宋國霖思索片刻，略有所醒悟，問道：“周公子認為凶手殺人的目的是要對付徽幫會首黃雲霄，若是發現官府錯抓了雜幫會首，也就是周公子你，必然還有後招？”

周時臣道：“是。我料想真凶必會密切關注凶案，這正是抓住他狐狸尾巴的關鍵。”頓了頓，又道：“我其實倒希望吳公和陳家娘子兩案有所關聯，去年情況複雜，今年可查的線索就多了。”

宋國霖道：“朋友妻，不可戲。黃雲霄身為徽幫會首，竟然垂涎幫眾妻子美色，這等醜聞，他不會宣揚出去。知道這件事的肯定寥寥無幾。果真是有心人，一定在他身邊安插了內應。”

周時臣道：“黃先生必然已想到此點，回去會館後，立即會著手尋找內應。我們隻需要抓住真凶就好。”

三人又議了一會兒，忽聽到外麵有呼喝聲，還夾雜著鞭打聲、訓斥聲。通判陳奇可立即皺起眉頭，沉下臉來。

周時臣見陳奇可明顯露出不快之色，頗為不解。宋國霖忙解釋道：“外麵必是方巡檢逮捕了不稱職的官窯工匠，帶回官署了。”

巡司署不獨是饒州通判駐鎮辦公之地，江西礦稅使潘相到景德鎮禦窯廠監燒瓷器時也會來這裏辦公。潘相自小閹割入宮，是當今萬曆皇帝的心腹宦官。上任後，一心討好皇帝，督造龍缸甚嚴，稍有不順，便命駐廠巡檢方何逮捕官窯工匠下獄，輕則戴上械具關上數日，重則鞭笞拷打，想以此來立威，令工匠俯首帖耳。然龍缸器物太大，技術複雜，容易燒破變形，燒成十分困難。每窯每年隻能燒製三隻以下，且成品率極低。潘相到任以來，還未能成功燒出一隻龍缸。最近他不知如何火氣上升，不斷重責工匠，連日來已逮捕多人，押到官署大獄，施以殘酷刑罰，慘叫聲不絕於耳。陳奇可稍有規勸，反遭潘相厲聲訓斥。他是進士出身，竟然當著屬下被閹奴訓斥，內中不免耿耿於懷。

周時臣聽了究竟，道：“燒製龍缸這等大器，半在人為，半在天力，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豈是催逼所能成就？”

宋國霖道：“誰說不是呢。”與陳奇可低聲商議幾句，又道：“怕是一會兒潘使君又要進來發威了，署廳人來人往多有不便，就暫且先委屈周公子一會兒。”

周時臣道：“這是當然，戲一定要做足。”

宋國霖便招手叫進兵卒，命將周時臣以殺人嫌疑收監。

* * *

［1］燒製瓷器首先要開采瓷石（屬石質礦物）作為原料，這首詩前兩句講述的是在山裏開采瓷石後，再運到設置在溪河邊的水碓（利用流水衝擊帶動碓車）加工，經粉碎、淘澄後，製成磚狀泥塊，稱謂泥（dǔn），又稱作子。後兩句是間接稱讚高莊出產的子質量高。高莊即浮梁（今江西景德鎮）瑤裏高嶺山，以出產優質瓷土而聞名世界，高嶺土在後世成為世界礦物學專用名詞。高嶺土礦物組成獨特，不必粉碎，隻要用水濾去尾沙，即可製成子。

［2］這首詩是講煉泥，必須以馬尾細籮（用馬尾做成的籮篩，孔很細小）及絹袋反複澄過，以保證坯泥的細度。配製釉料亦是如此。窨（yìn）子是指地窖。“古語”一句指兒童要從小教育，不能壞了坯架，這裏代指練泥時就要把泥練好，以便模之範之而成器。模範是製作器物的模型，泥練到稠熟後，置於模內加工即可成瓷坯。

［3］龔鉽：字季適，江西南昌人。清嘉慶年間曾在浮梁當幕僚多年，與景德鎮瓷業工人多有交往。他根據瓷工窯戶言談和勞作情況創作詩歌近百首，後整理出六十首，題曰《陶歌》。

［4］浮梁位於黃山、懷玉山餘脈與鄱陽湖平原的過渡地帶，境內層層疊疊的大小山峰密布，地勢四周高、中間低，形似盆狀，以低山、丘陵為主，也夾有麵積不大的平原。境內河流亦如蛛網密布。其中以源於安徽省祁門大洪山的昌江（祁門本名閶門，即昌門，故名）為主，它自北向南貫穿全境，支流有南河、東河、西河等。由於昌江水源豐沛，溪流縱橫，支係極多，民眾多伐木為排，浮江而下。“浮梁”即由此而來，頗為形象地概括了此地山多、木多、水多的特點。

［5］從唐代到清代，景德鎮一直為浮梁縣管轄的一個市鎮。明時浮梁縣共分10個鄉，每個鄉又分若幹都或裏，共56個都。景德鎮僅有浮梁縣西南方向兩鄉的裏仁、鎮市兩都。鎮區東起馬鞍山，西至昌江河畔，南起小港嘴，北至觀音閣，總麵積約10平方千米。

［6］佛印：宋代名僧。饒州浮梁人，俗姓林。法名了元。宋神宗欽仰其道風，贈號“佛印禪師”。其人具有含容三教的氣質，與純粹的佛教僧人風格不同。且具有強烈的世俗意識，經常參加酒宴並高談闊論。所結交的朋友，僧人方麵反而較少，倒是與士大夫官僚之輩常相往來，是當時士林中眾所周知之名僧。與蘇軾為方外知交，二人交誼膾炙人口。佛印圓寂後葬浯溪口，蘇軾來祭拜時，在佛印墳塋附近的岩石刻作了一篇悼文，名為“三世佛”，字大若蠶豆，約有兩千餘字，曆經千年風雨，一直保存完好。1953年10月，景德鎮交通部門疏通昌江航道，將石碑炸毀一半，另一半掉進水中。

［7］明代匠人王叔遠擅長微雕，能用直徑僅一寸的木頭雕刻鳥獸木石器皿人物等，形神俱備，惟妙惟肖。他聽說蘇軾三人泛舟夜遊昌江的故事後，便將之與蘇軾後來的赤壁之遊結合起來，加以構思創作，用桃核刻成《月夜泛舟記》。著名學者魏學洢因之作《核舟記》。此篇流傳很廣，今全文已收入現行初中語文課本。

［8］鎮市：因民間手工業的發展，在城市和鄉村兩種曆史悠久的傳統形態之外出現的新型的“鎮”，隸屬於縣。鎮市是鄉村經濟中心，典型特征是生產意義大於消費意義，其產品不僅在當地銷售，滿足附近城鄉居民的需求，而且還向相距較遠的區域性市場甚至全國性市場輸出產品。

［9］鬼節：相傳七月十五是鬼門關大開之日，閻王下令打開地獄之門，讓那些終年受苦受難禁錮在地獄的冤魂厲鬼走出地獄，獲得短期的遊蕩，享受人間血食。人們除了趁此機會祭奠祖先外，還會準備一些菜肴、酒、飯、金銀衣紙之類，晚上到路口去祭祀孤魂野鬼。

［10］盂蘭盆節：佛教傳說，目連（佛教人物，佛祖釋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的母親雖然年輕漂亮，卻無嘉言懿行，愛財小氣，尤其仇視僧人，死後墜入餓鬼道中，過著吃不飽的生活。目連便用神力化成食物，送給母親。但其母不改貪念，見到食物到來，深怕其他惡鬼搶食。貪念一起，食物到她口中時，立即化成火炭，無法下咽。目連雖有神通，身為人子，卻救不了母親，因此十分痛苦，便向佛祖求助。佛祖為他念《盂蘭盆經》，囑咐他七月十五做盂蘭盆以祭其母。於是目連按佛祖指點，在七月十五日這一天準備好百味五果，裝入盆中，供養十方僧眾。其母由此脫離惡鬼界，升入天堂。佛祖有鑒於此，推而廣之，要求佛門弟子盡心行孝，每年七月十五做盂蘭盆，施佛及僧，報答父母恩情。

［11］中元節：道教有所謂天官、地官、水官，合稱三官。三官是玉帝派駐人間的代表，每年要考察人間的善惡，向上天彙報。三官分別以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為誕辰，這三個日子也叫三元。七月十五日叫中元，正值地官校籍赦罪之時，這一天，他要拿出厚厚的花名冊，根據神仙、凡人、動物的表現，勾勾畫畫，赦罪免刑。

［12］瓷器製作過程複雜，即所謂“尋常工作經千指”，完成一件瓷器通常要經過多名工匠之手。大致可分為六個工種，一個工種稱“一腳”，一腳領頭稱“板板”。通常采用層層雇傭製度，由做頭師傅雇傭各腳板板，再由板板負責雇傭夥計。當板板被解雇時，其腳夥計也隨之解雇。

［13］行幫：為維護自身利益結成行業的或地域性的行會組織。有以行業相稱的，如圓器、琢器、柴窯等；以地域相稱的，如都（昌）幫、徽（州）幫、雜幫（除都昌、徽州之外的統稱）等。行業和地域兩者往往有所交叉。行幫的組織性相當強，各有行規，具體將在小說情節中談及。

［14］會館：由同鄉或同業組成的團體，始於明初，嘉靖、萬曆時期趨於興盛。早期的會館絕大部分設於北京，主要為同鄉官僚、縉紳和科舉之士居停聚會之處，故又稱為試館。這一時期的北京會館主要以地域關係作為建館的基礎，是典型的同鄉組織，與工商業者絕少關係。明代中葉以後，在經濟發達地區，以工商業者、行幫為主體的會館大量出現，但這些工商業會館仍保持著濃厚的地域觀念，絕大多數仍然是同鄉會館。工商業會館的出現，在一定條件下，對於保護工商業者的自身利益起到了某些作用。但會館與鄉土觀念的結合，也阻礙了商品交換的擴大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15］由於景德鎮從事瓷業的工匠通常是外籍人士，意外死亡後，限於條件而不能扶柩返鄉的，通常由行幫（指地域行幫）出麵料理，就地安葬。各行幫在當地均買有墳山，山上立大石碑，上書“某某某義祭總墓”字樣。

［16］崔公窯傳世青花五彩作品有“維香”款及“成化”款五彩酒盞一對，為英國人大維德所買。大維德具有罕見的欣賞品味和學術眼光，收藏有1400多件中國瓷器，絕大多數為曆代官窯中的精品及帶重要款識的資料性標準器。

［17］“鬥彩”一詞始見於清《南窯筆記》，明代文獻未見記載，明人所謂“青花間裝五色”應該是時人對“鬥彩”的稱謂，但在本書中一律稱“鬥彩”。書中另有“青花見五色”，並非明人“青花間裝五色”，而是另一種類型的青花瓷器（隻有青花藍，沒有其他彩色）。又，本書故事發生在萬曆年間，對部分曆史素材作了綜合處理，如將“鬥彩”稱謂提到了明代。又如三幫（都幫、徽幫、雜幫）的完全形成，在曆史時間軸線上還要更晚一些，本書也予以了提前。

［18］徽州：古稱歙州，又名新安，下轄六縣，歙縣、黟縣、休寧、婺源、績溪、祁門。府治歙縣（今安徽歙縣）。嘉興：府治今江蘇嘉興。

［19］中國古代不重視技術，工匠地位不高。而工匠通常也自卑居下，不敢與士大夫相抗禮，於是造成“識日益短，技日益拙，器日益窳”的後果。清宣統三年（1911年）所立《水木工業所緣起碑》裏明白指出了這一弊端，並指出由於國人崇拜洋人、迷戀洋貨，於是中國工匠拋棄自身，隻考慮效仿洋貨製造方法，導致中國財富大量被洋人搜刮。碑文鄭重告誡工匠：“人必能自立，而後能自由；必能自由，而後能自強；必人人能自強，而後其國強，其種強。雖然，一人不能強，必合十百千萬人而強，必合十百千萬人為一兒而強。自立者，自強之原素，而團體者，自強之妙用也。”堪稱愛國自強宣言，鏗鏘有力，時至今日，依然有著借鑒意義。

［20］填房：舊時指前妻死後續娶之妻，“繼室”的通俗說法。

［21］“精益求精，密益加密”，清人趙翼《甌北詩話·七言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語出《詩·衛風·淇奧》，指工匠加工骨器、玉石時切料、糙銼、細刻、磨光，認真製作，一絲不苟。“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語出南宋大儒朱熹。其稱：“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複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複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

［22］婺源：今江西婺源，明時屬徽州，因而彼時婺源人屬徽幫。姑蘇：今江蘇蘇州。

［23］巡檢司：官署名。宋始設，多設於關津險要，距城市較遠處，掌地方治安，受州領導。元代，於諸縣始設此司，以掌全縣治安，秩九品。明代，初於廣西關隘衝要處設之，後於各處增此司，置“巡檢”“副巡檢”，均從九品上，掌緝捕盜賊，盤詰奸偽，後改為雜職。

［24］景德鎮雖然經濟發達，但行政地位不高，一直隻是饒州（下轄七縣，鄱陽、餘幹、樂平、浮梁、德興、安仁、萬年。府治鄱陽，今江西鄱陽，屬上饒市管轄）浮梁（縣治在景德鎮北20裏）下轄的鎮，因而不設行政機構。該鎮巡捕事務原先屬附近桃樹鎮管轄，由於景德鎮“人居稠密，商賈喧闐”，“聚居既多，盜賊間發”，而桃樹鎮巡檢職卑官小，不足彈壓，萬曆十年（1582年）以後，朝廷令饒州通判改駐景德鎮，兼理燒造（指官窯，指官方經營的瓷器事務）。通判：古代職官名，是“通判州事”或“知事通判”的省稱。宋初為加強控製地方而置於各州、府，輔佐知州或知府處理政務，地位略次於州、府長官，但掌握實權，凡兵民、錢穀、戶口、賦役、獄訟等州府公事，須通判連署方能生效，並有監察官吏之權，號稱“監州”。明代各府置通判，分掌糧運、水利、屯田、牧馬、江海防務等事，職任比宋初“通判”略輕。

［25］宋神宗時，因大臣上書言及景德鎮“上介徽、池，下控鄱、樂，人居稠密，商賈喧闐，市井錯綜，物貨薈萃，儼然有都會之風，幾於通都大邑相近，宜設機構以資管理”，宋廷遂設“饒州景德鎮瓷窯博易務”，掌管瓷器生產有關事務。元代在景德鎮設浮梁瓷局，明代設立禦窯廠，都是專門從事宮廷用瓷燒造的機構。明禦窯廠位於景德鎮珠山，設於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初名陶廠，督陶官由工部派員或者由地方官擔任。明成祖（永樂皇帝）朱棣奪取帝位後，改景德鎮陶廠為禦器廠，因信用宦官（“七下西洋”的鄭和即是明成祖心腹宦官，其家世來曆詳見同係列小說《孔雀膽》），開宦官監陶先河。清時改稱禦窯廠，是我國燒造時間最長、規模最大、工藝最精湛的官辦瓷廠。

［26］“國本之爭”事見同係列小說《明宮奇案》。本書還有部分情節涉及萬曆年間明廷黨爭，亦不再細述，具體請參見《明宮奇案》。

［27］礦監：明神宗派到各地督領金銀等礦開采的宦官。稅使：明神宗派到向手工業、商業比較發達的城鎮和交通要道征收商稅的宦官，是明代特有的皇帝聚斂財富的手段。礦監、稅使依仗皇帝權勢，對廣大人民進行超經濟的搜刮和掠奪，倒行逆施，橫行不法，引發了極大混亂，被公認是明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28］都昌：今江西都昌，位於江西省北部，屬九江市下轄。

［29］南康：府治在今江西星子縣。

［30］攣（luán）窯：瓷業俗語，指砌窯和補窯。鎮窯（全稱景德鎮窯，一種蛋型瓷窯，明時出現，因主要燃料是鬆木，故又稱柴窯。元時為葫蘆窯）的型製體量、結構比例及砌築材料均非常有講究，好的鎮窯不同窯位溫度不一樣，可以同時燒造出高低溫幾十種不同類型的瓷器，砌窯時全靠師傅的感覺和經驗。根據鎮窯維護原理，每燒一百多次，爐窯就要重新砌築，即補窯。攣窯全部用手工操作，不借助任何工具，難度極大。如砌築二十多米高的窯囪時，僅憑經驗一圈一圈往上砌，每砌完一段，隻是在囪的內外壁表層糊上一層黃泥漿，看似粗糙，實則堅固、耐用。古時攣窯技術傳子不傳女，攣窯師傅不在公開場合談及技術問題。

［31］明代中後期，製瓷手工業出現了明顯的分工，瓷器製品分化為圓器和琢器兩大行業。圓器即圓形瓷器，如可在陶輪上拉坯成型的盤、碗、杯、碟等，多是日用瓷器。琢器則是不能完全依靠陶車（又稱輪車、盤車、轆轤）製成的瓷器，指瓶、缸、缽、罐、盆等，多是陳設瓷器，要以模型或手捏、刀雕、雕鑲而成。“琢”為琢磨意，技巧頗精。圓器與琢器成型皆用轆轤，但圓器坯薄，修坯容易，產量較大，行業規模也大。琢器一般坯厚，修坯工重，產量較少。

［32］據《徽州府誌》：“徽州保界山穀，山地依原麓，田瘠確，所產至薄，……大都一歲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執技藝，或販負就食他郡者，常十九。”明末大儒顧炎武亦說：“（徽州）中家以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勢其然也。”

［33］晉商衰落源起於明中期鹽法改革。鹽業屬於官方壟斷性資源，鹽稅是與田賦同等重要的收入。明初實行“開中法”，規定商人輸送米糧至邊塞或京都，給予其食鹽運銷權，即鹽引（發給商人的領鹽憑單），商人持鹽引赴鹽產地支鹽，然後在指定地區販銷。憲宗即位後，鹽法漸壞，官府隻知招商承辦，不計鹽之產銷。權貴專擅鹽利，官商勾結，舊引重用，假引冒領，鹽引積壓，官鹽滯銷，私鹽盛行，鹽價騰貴，開中法原意盡失。弘治五年（1492年）十月，戶部尚書葉淇改“開中法”為“折色法”，廢鹽商赴邊納糧之法，改在都轉鹽運使司（設於產鹽之地，多在江浙一帶）納銀，直接用白銀換鹽引。當時晉商多在北疆納糧換鹽引，因此受到打擊，再也無法控製鹽引。徽商趁機挾其兩淮優勢迅速發展起來，如“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山東臨清，十九皆徽商占籍”，“滬邑瀕海，五方貿易。所趨，宣歙人尤多”等。

［34］當時各行各幫時興做會，內容是祭祀、吃酒、看戲等。

［35］剁草鞋：瓷業行話，指辭退。景德鎮瓷業向來以草鞋來計算人工數，具體將在後麵情節中涉及。

［36］明清兩朝秀才（又稱相公）是指經考試錄取而進入府、州、縣各級學校學習的生員。成為秀才即代表有了“功名”在身，在地方上受到一定的尊重，亦有各種特權。例如免除徭役，見知縣時不用下跪，知縣不可隨意對其用刑，遇公事可稟見知縣，等等。但秀才沒有俸祿，必須不斷地參加考試，如歲考，兩年舉辦一次，成績分六等：一、二等賞為“科舉生員”，可參加“科考”，科考一、二等可取得“鄉試”的資格；歲考三等無升降，歲考第六等則黜革。

［37］打派頭：瓷業行話，意為罷工。

［38］中國以農耕為根本，“國家要務，莫如貴粟重農”。為防止民眾舍本逐末，曆代均對商人采取抑製政策，如漢代規定商人必須入市籍，且不允許穿絲織品的衣服，不允許做官。又如晉朝時規定商人必須穿一黑一白兩支鞋，頭上戴的帽子上要寫清楚自己販賣的商品的名稱，其實是對商人身份的一種侮辱。再如唐代唐太宗規定商賈不準出任朝廷命官。又如唐高宗時對商賈的車騎、服飾做了嚴格限製，規定“工商不得乘馬”、隻準穿白衣等。宋代時因外患嚴重，需要花費大量歲幣，政策有所放鬆，鼓勵經商，於是兩宋經濟格外發達。到了明代，國家立法再次回歸“重農抑商”的傳統，如明太祖朱元璋明確規定：“令農衣綢、紗、絹、布，商賈止衣絹、布。農家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得衣綢、紗。”並明確要求民眾“安於農畝，無有他誌”，對當時中國第一巨富沈萬三及家族（事見同係列小說《柳如是》）也予以了殘酷打擊。

［39］早在北宋時期，徽州百姓已養成了“習律令，性喜訟”的習慣。宋仁宗時，徽州（時稱歙州，即著名歙硯、徽墨產地）被列為“民事繁劇”之州，由朝廷重點委派精幹官吏加強治理。明代時，徽州民間“健訟”之風愈演愈烈。時人有記載道：“小民之好訟，未有甚於今日者。往時猶在郡邑紛呶，受其累者不過守令諸公而已。近來健訟之民，皆以府縣法輕，不足威懾同輩，必欲置之憲綱。又慮我控於縣，彼必控府，我控於府，彼必控道，我控於道，彼必控司控院，不若競走極大衙門，自處於莫可誰何之地。”自稱雲水樂天子的徽人還專門撰寫有《做狀十段錦》一書，專門教人寫訟狀、打官司。

［40］秀才是士大夫的最基層，是地方士紳階層的支柱。在明清地方上，民眾多是文盲，秀才則代表了“知書識禮”的讀書人，加上他們在地方官府有一定的特權，故此經常會作為一般平民與官府之間溝通的渠道。遇上地方上爭執，或者百姓要與官衙打交道，經常都要經過秀才出麵。而一般百姓家中遇有婚喪事，或過年過節，亦有請村中秀才幫忙寫對聯、寫祭帳等習慣。

［41］孔子宣揚忠恕之道，如“仁者愛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因而反對、鄙視為爭而訟。其所主張的“無訟”，是以“賤訟”為前提的，這是儒家理論體係的內涵。儒家思想占據主流後，執政者亦大力提倡興教化、重人倫、厚風俗、明禮義。在實際的執法施政中積極主張息訟、止訟，以致訴訟為禮所不容，為賢者所不肖。由於訴訟必然要耽誤生產，影響生活，甚而造成家破人亡，流離失所，既影響了國家的賦稅收入，而且還極有可能補充到流民大軍中去，這是執政者所深忌的。為避免訟累所造成的社會不安因素，因此獎勵息訟、無訟，以囹圄清減為治世，以獄訟繁興為衰世。古代有大量勸誡人們勿輕於涉訟的文章和判詞。如宋人胡石璧在“妄訴田業”一案的判詞中指出：“詞訟之興，初非美事，荒廢本業，破壞家財，胥吏誅求，卒徒斥辱，道塗奔走，犴獄拘囚。與宗族訟，則傷宗族之恩；與鄉黨訟，則損鄉黨之誼。幸而獲勝，所損已多；不幸而輸，雖悔何及。故必須果報冤抑，或貧而為富所兼，或弱而為強所害，或愚而為智所敗，橫逆之來，逼人已甚，不容不一鳴其不平，如此而後與之為訟，則曲不在我矣。”另有《戒訟錄》雲：“些小言辭莫若休，不須經縣與經州，衙頭府邸陪茶酒，贏了貓兒賣了牛。”以歌謠形式勸誡人們不要涉訟。

［42］顧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先生，無錫（今屬江蘇）人。萬曆八年（1580年）進士，與李大欽同年。該榜狀元為張懋修（萬曆首輔張居正第三子，傳聞以關節中第）。因屢“言時政得失，無所隱避”，遭削籍（革職）。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歸居故裏，以講學、著述為己任。後創東林書院，聲名大著，且“遠近名賢，同聲相應，天下學者，鹹以東林為歸”。與以往書院隻管講學、不關心社會政治不同的是，顧憲成力主學者要關心國家與社會，讀書要達濟世之目的，題東林書院對聯雲：“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抒發其“立誌救世”“兼善天下”之政治抱負。

［43］描金：為使器物美觀，而在其上用金銀粉勾圖、描繪作為裝飾，是陶瓷器傳統裝飾方法之一。唐三彩已用之，以後曆代愈增多。宋人周密《誌雅堂雜鈔》載用大蒜汁調金描畫紋飾金彩可不脫落，然傳世曆代描金器物金彩多已脫落。

［44］中國古代有“三教九流”之分。“三教”原指儒教、道教、佛教。九流則是指尊卑不同的九種身份，由尊至卑依次是：帝王、文士、官吏、醫卜、僧道、士兵、農民、工匠、商賈。除此之外，還有“奴、乞、娼、賊”，等等，為“不入流”，即最下等。

［45］本書中所有案子均取自史籍，個別有所改編。包括周時臣因售假而亡命寺廟等事，均為真實曆史人物的真實事跡。又，古代凶案，多有凶手殺人後費時費力割走首級之事，蓋因古人信奉鬼神，畏懼死人化鬼複仇，傳聞如果割掉首級，死者便無法化身。

［46］前故宮博物院舊藏有周時臣製嬌黃錐拱獸麵紋鼎一件，底刻“周丹泉造”（周時臣號丹泉）四字楷款，曾在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上展出，現存台灣台北故宮博物院。

［47］蘇州徐時泰東園：今蘇州留園，是中國大型古典私家園林，以園內建築布置精巧、奇石眾多而知名，與蘇州拙政園、北京頤和園、承德避暑山莊並稱“中國四大名園”。今留園中部池、池西假山下部的黃石疊石，即為周時臣所造石屏遺物，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前去觀看。

［48］小林屋：今惠蔭園，位於蘇州市臨頓路南顯子巷18號。此園明代初為歸湛初所有，後屬胡汝淳，改名“洽隱山房”。清順治六年（1649年），韓馨得此園，修為棲隱之地，名為“洽隱園”。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園毀於火，唯存水假山。乾隆十六年（1751年）修複，蔣蟠漪篆書“小林屋”洞額。韓是升《小林屋記》雲：“洞故仿包山林屋，石床、神鉦、玉柱、金庭，無不畢具。曆二百年，苔蘚若封，煙雲自吐。”園繼歸皖人倪蓮舫，改稱“皖山別墅”。太平天國時期一度作為某王府，園景有所曾損。同治年間，江蘇巡撫李鴻章在此創立安徽會館及程公祠，作為安徽同鄉宴息之所，並重修園林，取名“惠蔭園”。後李鴻章不斷續撥巨款，增建園林，時為惠蔭園全盛時期。民國後，惠蔭園漸衰，曾設閱報社、遊藝場，對外開放，遊人甚多。抗日戰爭勝利後，西部一度由施劍翹（民國著名傳奇女子，為報父仇曾刺殺直係軍閥孫傳芳）創辦從雲小學，東部散為民居。1966年，學校為建教學大樓和操場，填沒水池，拆去部分建築，又大挖防空洞，致使假山坍塌。

［49］輿地誌：古代關於地理的書。吳岫為《一統路程圖記》撰寫後序，內中雲：“岫自幼有四方之誌，後以無尺寸進取，乃遍索天下輿地誌，儲而藏之，以為閑居檢閱。徽友黃子京氏（黃洋字子京），足跡半天下，見前途問津者，漫皆迷茫，險夷利害，每犯所諱，故就岫仮諸，創設規模。又以其坐廛在我蘇金閶闤闠之地，日與四方商賈交易，就而問詢，併已所嘗曆而識者，辯證之以成此書，積苦數十年而後成，可謂勤矣。”

［50］把樁：也叫火頭，負責掌管燒窯全過程，是柴窯（即前所提鎮窯）、槎窯（景德鎮專燒灰渣器一類粗瓷所用的瓷窯，容積較柴窯為小，燃料用鬆枝毛柴，燒成溫度較低）燒煉技術的總負責人。另有古瓷窯名“柴窯”，相傳是五代周世宗柴榮指令建造，故名。據稱所燒瓷器質“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世宗稱其狀曰：“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世人因此稱柴窯青瓷為“雨過天青”，是傳說中的上品青瓷。

［51］明朝省級（其實明朝並不置行省，“省”隻是民間對三司轄區繼續使用的俗稱，因為三司轄區起初實際沿襲元朝的各省管轄範圍）之權力一分為三，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分掌，布政使管“民政”，按察使管“刑名”，都指揮使則管“軍事”。三司大致分別相當於現在的省長、省政法委書記、省軍區司令。

［52］推官：官名，唐朝始置，唐代節度使、觀察使、團練使、防禦使之屬官，掌勘問刑獄，位次於判官、掌書記。其後，諸州、府皆置有推官。宋元時各府也置推官一人，專管一府刑獄，俗稱刑廳。北宋司馬光便曾任開封府推官。明時推官為各府佐貳官，順天府、應天府推官為從六品，其他府推官為正七品，掌理刑名、讚計典。曆史上曾經有過一些非常著名能幹的推官，如萬曆十九年（1591年），應天巡撫李淶為迫害蘇州知府石昆玉，不惜製造冤案。後遭蘇州府推官袁可立彈劾，李淶因此而丟官。案件震動江南朝野。

［53］此金沙寺（今在江蘇宜興東四十裏）僧人即為紫砂壺創始人，他和供春（又名龔春，有史籍記載其不是書童，而是吳氏婢女）同為史籍中最早出現的有姓名可稽的紫砂壺製作工匠。金沙寺僧算是供春的師傅，也是紫砂壺的始祖，但真正將紫砂壺文化推廣開來的卻是供春。金沙寺自古為名寺，唐昭宗時宰相陸希聲曾在此隱居，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朝廷賜額“寺聖金沙”，蘇軾、嶽飛等均在這裏題過詞，然金沙寺之所以被後人記住，仍然是因為供春。

［54］被稱為“畫中蘭亭”的元代黃公望《富春山居圖》曾為沈周收藏，後經董其昌（其人事跡見同係列小說《柳如是》，與吳正誌同為萬曆十七年進士）轉手至吳家。董其昌曾雲，如想“精於繪事”，不可不看黃公望圖。自明代萬曆至清初四五十年間，此圖一直保管在宜興吳氏家中。明末清初時，吳洪裕（吳正誌幼子，吳正誌為吳仕之孫）臨死前仍摩挲《富春山居圖》不已，歎道：“直性命殉之矣。”決意以此畫“火殉”。萬幸的是，其侄吳靜庵不忍國寶毀於一旦，冒險自火中搶救。可惜《富春山居圖》前段已經過火，部分焚毀。以後三百多年中，兩段畫卷分別流傳，此即為今兩幅《富春山居圖》隔海相望之來曆。

［55］供春壺是一件劃時代的作品，代表著紫砂的高度，不僅開創了一代壺藝風氣，還為文人與陶藝架起了一座橋梁。中國古代文人曆來重書畫、輕工藝，認為那些是難登大雅之堂的雕蟲小技，但紫砂壺卻令他們感覺到了那種內斂含蓄、古樸溫厚的品性，因而供春壺一經問世，便被明代文人瘋狂追捧。張岱在《琅環文集》道：“古來名畫，多不落款。此壺望而知為供春也，使（時）大彬冒認，敢也不敢。”供春之後出現的時大彬是與供春齊名的一代紫砂宗師，但張岱的觀點非常鮮明，供春壺絕對高出時大彬許多，一是“望而知之”，二是即使時大彬冒認，也不敢造次。張岱還在《夢憶》中稱供春製作的砂罐“直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無愧色”，可謂對供春崇拜得五體投地。由於對供春壺的狂熱，對供春的身世也大起爭議。可惜的是，供春所製作品極少，流傳後世的更是鳳毛麟角。供春壺今幾近絕跡，今中國曆史博物館中有一把失蓋的“供春壺”（1928年宜興儲南強在蘇州地攤上以一塊銀元購買，英大英博物館曾提出以兩萬美金收購，遭拒），多被認為是贗品。

［56］明代按職業不同將人分成不同的戶籍，如民籍、軍籍、鹽籍（即灶籍）、匠籍、弓兵籍、鋪兵籍、醫籍等。其中軍籍和匠籍是世襲製。匠籍顧名思義，即是匠人的戶籍，是一種官營手工業匠戶，一旦入籍，便由子孫世代承襲。至明時，匠人改為輪班輪作，稱為“輪班匠”（另有“住坐匠”，因相對複雜，又與本書無關，此處忽略不提），除為官府分班定期服役外，其餘時間可以自製成品出售，成為半自由的手工業者。到明中後期，針對輪班匠又有“出銀代班”製，工匠可以交納銀兩來代班。景德鎮自宋代起就有官窯和民窯之分，民窯工匠多是民間自由手工業者，如小說中提及的崔國懋、吳明官、陳仲美、周時臣等，這些人名義上是工匠，從戶籍上來說仍屬於民籍。官窯工匠則是具有匠籍的工匠，如文中將要提及的童賓等。

［57］龍缸：亦稱大龍缸，一種繪有青龍騰雲狀的大型青花瓷缸，為皇家專用。明廷自從洪武年間（1368—1398年）便成立了專門的龍缸窯，專門燒製大件龍缸。宣德年間（1426—1435年）景德鎮龍缸窯發展至三十二座。後因青窯數少，而龍缸窯空閑，於是將龍缸窯十六座改砌為青窯。

［58］龍缸多用在皇帝陵墓中，用於盛裝菜油點燈，即史書上所稱“長明燈”“萬年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