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紅四野”中的“王軍長”

1966年8月，全國各地的“紅衛兵”組織，開始有組織有意識地在全國進行“大串聯”活動，當月18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了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代表。這一舉動對於各地的“紅衛兵”們，無異於一劑強心針，促使全國“紅衛兵”運動愈演愈烈，一直到當年11月26日，毛澤東主席在北京共八次接見了全國各地的約一千一百萬以上的“紅衛兵”，“紅衛兵”也因此成為了那個時代榮耀的象征。

就在1966年10月，延川中學也派出了七名男生三名女生，共計十名學生組成“紅衛兵長征隊”，去參加全國各地的“串聯”。王衛國因為在初中六六乙班的紅衛兵組織中展現出了突出的組織才能和領導才能，並且發揮他的文學才能，帶頭寫大字報，揭發當權派，獲得了極高的威望，所以也成為了這十人“長征隊”中的一員。“長征隊”首先要在永坪、延安一帶完成串聯任務，然後將見聞和沿途抄回來的各地“造反”的大字報，在延川縣進行宣傳。之後他們還自繡了一麵紅旗，從延川徒步走向北京，一路還要進行一係列的串聯活動。最後還要在天安門廣場接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接見，在那個年代這實在是一場無上的榮光，對於身處時代洪流中的小小的王衛國而言，更是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很快，延川縣的“紅衛兵長征隊”離開了縣城，開始了在延安一帶的串聯。之後他們又從本縣的延水關渡口坐船，向東渡過了黃河，來到了山西省永和縣，為了搭乘蒲太線火車，又匆忙趕到了臨汾，乘火車輾轉到太原、石家莊，一步步地向北京城靠近。

當然，這並不是單純的徒步旅行，“紅衛兵”們也不會隻是在沿途看看風景，而是會隨時隨地在沿途的城市、鄉鎮發動“批鬥”活動，甚至可以直接“揪鬥”當地的當權派。這也從側麵不斷地加深了他們作為毛主席的“紅衛兵”的榮譽感，換句話說，這種榮譽感也使得他們變得愈發狂熱。

“紅衛兵”到達北京後會有專人接待，然後就是等待毛主席的接見。在這期間，他們也不會浪費時間，而是每天組織學習《毛主席語錄》，可以說在這段時間裏，每天的生活很有規律。此時的壓抑與沉默都在站在天安門廣場上，接受偉大領袖毛主席檢閱的時候爆發了出來。作為農民的兒子，毛主席的忠誠戰士，身為“紅衛兵”的王衛國內心是無比幸福的，也是無比虔誠的，沒有一絲雜念的，他當時所能想到的隻是怎麼樣才能出色地完成毛主席交給他們的任務。

接見結束後，王衛國懷著無比激動與幸福的心情，手拿《毛主席語錄》在天安門前莊重地留影紀念。之後，他很嚴肅地對一起來北京串聯的同學說，回去之後，咱們一定要有自己的組織，不再做“黑字紅衛兵”了。

在接受了毛主席的接見之後，延川縣的“紅衛兵長征隊”並沒有就此離開，而是一直留到了1967年3月，在接受了周恩來總理的接見後，才返回延川繼續“革命”的。因為其在北京駐留的時間較長，又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所以這支隊伍順理成章地成為陝西省紅衛兵聯絡總部。

等到他們回到延川縣才發現，在他們離開的這一段時間，延川縣的所有城鎮、鄉村都已經成立了“紅衛兵組織”，全縣已經建立了1000餘個紅衛兵組織，一時之間延川縣風頭大漲，甚至北京、內蒙古、甘肅、山西等地的紅衛兵也不遠萬裏紛紛來到延川縣大串聯。

此時的王衛國正積極活躍於延川縣造反派活動中，其中最主要的動機當然就是“聽從毛主席指示”了。但拋開這些客觀因素，從他本人的內心來說，這更像是一種本能，或者更為複雜的想法。從小生活在“革命聖地”陝北的王衛國，深刻的明白它的曆史地位，當然他還不能預見的是這樣積極的行動給他帶來的特別的結果。他現在所能知道的是，“文化大革命”雖然砸碎了他的考學夢，但是卻讓他過上了不用為吃飯發愁的日子，這對長期挨餓吃不飽的他來說，實在太重要了；而且還給了他一個舞台，來展示他潛在的能力，種種原因都由不得他不積極地投身到這場運動中去。

1967年5月14日發生的一件事徹底把王衛國推到了風口浪尖上。當時安塞縣的“造反派”派人來延川縣，想要帶走延川縣的縣委副書記霍學禮回安塞進行批鬥。這在當時那個時代是無可厚非的，被批鬥的對象在哪裏受批鬥都是一樣。但其實各地的批鬥對象已經變成了各個地區“造反派”的奇貨可居之物，怎麼能讓人說帶走就帶走呢？

於是延川縣造反派內部很快就劃分成了兩派，分別是“放車派”與“攔車派”。王衛國是“攔車”派的，他衝鋒在前，發動群眾擋住安塞縣的造反派不讓他們把人抓走，並最終使得安塞縣的造反派沒有得逞。事情很快過去了，但是王衛國大智大勇、敢作敢為的形象，已經在他所在的這一派紅衛兵組織中慢慢樹立起來了，並且很快他就被推舉為本陣營的學生領袖。

此時隨著鬥爭形勢的變化，延川縣造反派的基本格局已經逐漸形成了，全縣的造反派們開始有意識地聯合成兩大陣營——一方是由延川中學初六六乙班等紅衛兵組織聯合成立的“延川縣紅色造反派第四野戰軍”（簡稱“紅四野”），由於王衛國的能力和威望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紅衛兵們一致推舉他擔任“紅四野”的“軍長”；另一陣營則是由延川中學高六六級、高六七級等紅衛兵組織，也就是以前的“黑字紅衛兵”組織，聯合成立的“延川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簡稱“紅總司”），司令員由高六六級的學生婁新文擔任。

就這樣，王衛國一改往日貧弱的形象，扶搖直上成為了造反派“紅四野”的首領，一個能夠在延川中學呼風喚雨的人物，他甚至還給自己刻了一枚刻著自己名字的鬥大的印章。之後他還帶領“紅四野”搶了縣武裝部的武器，砸開了延川縣銀行的門，真正做起了這座城市的主宰。

或許是因為長期以來被壓抑的屈辱情緒的爆發，一想到數以萬計的城裏人都要對自己言聽計從，王衛國就有一種難以抑製的興奮。當然這種興奮，隻不過是18歲青年，在一種全民狂熱的時代形勢下的隨心之舉，或許也可以說是王衛國對閉塞社會的精神上的發泄，隻不過在這個全民狂熱的浪潮中，我們又怎能要求一位年僅18歲的青年獨善其身呢？這實在是太苛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