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這是一次收割。

付出了多少心血，收成到底怎樣，哪個品種欠收，哪個品種有意想不到的收獲，一目了然地全堆在場院裏。當初莊稼長在地裏的時候，曾是那麼花花綠綠的一大片。隻有收割後才能一覽無餘地看見土地的麵目，看出自已的真相。

收割是喜悅的，也是嚴酷的。需要有勇氣麵對收割後的土地和收獲。

回想我和文學的緣分，開始寫作純粹是出於對文學的即興式的愛好，後來能成為作家，在很大程度上要歸於外力的推促一那個年代的青年人，其他的生活理想破滅後往往喜歡投奔文學，靠想象獲得一種替代性的滿足。一旦被文學收容下來，麻煩就會更多，於是人生變得豐富了。身不由己，欲罷不能，最後被徹底地放逐到文學這個活火山島上來了。

因此，我的作品關注現實是很自然的。而現實常常並不喜歡太過於關心它的文學。於是當代文學和社會現實之間形成了一種奇妙的關係：文學的想象力得益於現實，又不能見容於現實。我嘗過由上邊下令，“在全國範圍內批倒批臭”的滋味，也知道被報紙一版接一版地批判是怎麼回事，因小說引起了一場又一場的風波。不要說有些讀者會不理解，連我本人也覺不可思議，文集的每一卷中都有相當分量的作品在發表時引起過“爭議”。“爭議”這兩個字在當時的真正含義是被批評乃至被批判。這些批評和批判極少是藝術上的，大都從政治上找茬子，因此具有政治的威懾力，破壞作家的安全感和創作應有的平靜氣氛。

值得嗎？從這個角度說我是個不走運的作家。是現實拖累了文學？還是文學拖累了我？

這就是我以及文學無法脫離的時代。

說來也怪，正是這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像狗一樣在追趕著我，我稍有懈怠，後麵又響起了狂吠聲，隻好站起來又跑。沒完沒了的“爭議”，竟增強了我對自己小說的自信心，知道了筆墨的分量，對文學有了敬意。自己再也沒有什麼可丟失的了，在創作上反而獲得了更大的自由。當一個人經常被激怒、被批評所刺激時，他的風格自然就偏於沉重和強硬，色彩過濃。經曆過被批判的孤獨，更覺活出了味道，寫出了味道。我的文學結構並非子虛烏有的東西，它向現實提供了另一種形式。

當然，我也獲得過許多獎勵。其實批評和獎勵都是一種非常表麵的東西，它最大的功能是督促我去追求一種更強有力的敘事方法。

無論讀者怎樣評價這套文集，它都是我的一種自傳，是這段曆史時期的一個投影。我唯一能說的是對得住自己的責任和真誠。

經曆了爭爭鬥鬥，七批八判，如同莊稼經曆了自然界的幹旱、雨澇、風沙、霜凍、冰雹，仍然有所收獲，仍然保留了一份坦誠，一份自然，人格文格仍然健全，我忽然又生出了幾分欣慰。

藝術說到底，還不就是求真、存真嘛。

麵對自己，發現這十兒年來對創作的想法有了很大的變化，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從1979年到1983年算一個階段。這個階段我寫得積極嚴肅，快而多，收在文集中的大部分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都是在這個階段寫的。寫了以《開拓者》、《拜年》為代表的一批工業社會領導層裏的人物和以《赤橙黃綠青藍紫》為代表的年輕人。往往這一篇還沒有被“批深批透”，我的新作又出來了，使某些人批不勝批。

這個時期我的情感以憂、思、憤為主，文學的責任承載著現實的嚴峻，視真誠為創作的生命。盡管這真誠有點沉重，有時鋒芒直露，對前途倒並未喪失信心，甚至對有些人物還投以理想的光焰。就這樣，形成了這一階段我的創作基調，或者說我已經意識到自已的風格了，並有意強化這一風格，追求沉凝、厚重，跟文學較勁，努力想駕馭文學。

自1984—1989年，想擺脫自己的模式，擴大視野。文學不應該以題材劃分，作家不應該被題材局限。這個時期寫了兩部長篇小說和以《收審記》為代表的“饑餓綜合症係列小說”。這個時期的情感和創作基調是沉靜，沉靜中有反思有熱望。冷靜地觀察和思索，並未使我脫離現實，相反倒更重視文學的現實品格了。衝出工業題材的束縛，對工業社會的熟悉更有助於我探索和表現工業人生。我的文學天地開闊了，能夠限製我的東西在減少，創作的自由度在增長。

這個階段對我是至關緊要的。走出了自己的陰影，也走出了別人的陰影。這很難，但很值得，沒有這個階段的變化就不會有今天的“收割”。我想人的所謂的“曇花一現”（像曇花那樣烈烈轟轟、輝煌燦爛地一現也很了不起，不應該受到嘲諷，也沒有必要自慚形穢）就是不能突破最初使自己成名的風格和題材的局限，從始至終都是“一段作家”。

自1990年以後，我不再跟文學較勁，不想駕馭文學，而是心甘情願、舒展自如地被文學所駕馭；超脫批判，滲透悲苦，悟出了歡樂，笑對責難和褒獎，寫自己想寫的東西；自覺正在接近文學的成熟期，進入創作的最佳階段，各方麵的準備都做得差不多了。這次“收割”實際是在我的播種期進行的，它隻占了我很少的一點精力，並不影響正常的耕作。況且，收割後的土地會渴望著新的播種。

春種秋收，樂此不疲。

作者

1994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