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太保”何許人也

肖作霖

編輯同誌：

影片《第三個被謀殺者》中，暗殺楊鼎將軍的刺客臨死前吐露，這是“十三太保”讓幹的。我們十分不解，“十三太保”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呢？希望能得到你們的解答。

金風

金風同誌：

簡單說，“十三太保”是國民黨特務組織軍統局的前身複興社內的一些人物，具體指哪些人，說法不同。為了使您了解得更詳細，我們特選摘肖作霖的回憶作為答複。

編者

外間所傳的複興社“十三太保”，是指最初醞釀和籌組這個組織而其後又始終是中心骨幹的一批人，但實際上並不是就隻有13人，也不能肯定指出是哪13個人。有人說這13人是劉健群、賀衷寒、潘佑強、桂永清、鄧文儀、鄭介民、葛武棨、梁幹喬、蕭讚育、滕傑、康澤、杜心如、胡宗南；有人說曾擴情、酆悌也在內；還有人說周複也是其中之一。這些都隻是一些猜測的傳說，但是，“十三太保”總不外乎是這麼些人，其中滕傑、賀衷寒、劉健群、酆悌、鄧文儀、康澤等曾先後相繼任過書記長，劉健群曾任過兩次，鄭介民也曾代理過一次。鄧文儀、滕傑、康澤、周複、梁幹喬、桂永清、張輔邦、戴笠等十餘人曾先後輪任過總務、組織、訓練、宣傳、軍事、特務等處處長，戴笠則始終固定任特務處長。其中也有些人任過省市分會書記。

複興社的真正台柱，還是賀衷寒、鄧文儀、康澤和戴笠這四個人。關於這四個真正台柱，將在後麵分別介紹，現在先交代一下其他一些“太保”。

劉健群因不是黃埔學生，在這個組織中隻能算是一個“螟蛉子”。他不可能受到蔣介石的真正信任，也不可能受到黃埔學生的真正信賴，更不可能取得以黃埔學生為骨幹的各級組織和群眾的信仰，其原因就在於他不是黃埔學生。他沒有獲得過掌握實權實力的職位，不能培植他自己的基本力量，即在他兩度任書記長期間，“書記集權製”在他身上也消失了作用，因為沒有人真正服從他。他很會說，也很會活動，自以為有一套，也確實不是無能之徒。他也很像煞有介事地跳跳蹦蹦過一場，但這卻隻能表明他不過是這組織中一個插科打諢的重要醜角，至多也隻能算是一個“跳加官”的場麵人物而已。

至於酆悌，是黃埔學生中較有才能的特殊人物之一，並頗為蔣介石所信任。但他的個性乖僻，與所有黃埔學生中的其他上層人物都不親近，因而實際上他也就被孤立起來而在組織領導層受到排擠，不可能起什麼作用。其次是曾擴情和蕭讚育。這兩人都在黃埔學生中頗有資望，但都沒有什麼特殊才能，在組織中隻能起點藥引子的作用。蕭讚育還有點個性，算是一味生薑，曾擴情則無可無不可，隻能算一味甘草。桂永清頭腦簡單，隻知絕對服從，教啥就啥，有奶便是娘，不過是一個指東打東、指西打西的打手。潘佑強和葛武棨是一對活寶，同樣乖僻暴戾，驕橫自大，隻有給蔣介石罵得狗血噴頭時，才露出其本來的奴才麵目。並且這兩人的外貌，也幾乎完全一模一樣，和戲台上的蔣幹或湯老爺差不多，麵目可憎，令人惡心，其後連蔣介石都不願理睬他們，在組織中便成了孤家寡人。滕傑、周複和杜心如這三人，又是一個類型。他們都裝得溫文爾雅、克己奉公、埋頭實幹的樣子，倒像是“賢良方正”一類人物，而其實則可一言以蔽之，同樣也隻是戲台上某些“副末”之類的角色。

鄭介民和梁幹喬這兩個人，蔣介石對他們都有戒心，不予重用，隻讓他們在別人的監視之下，居於不上不下的地位，掌若有若無之權，使得他們不可能有所施展。因此，鄭介民隻得投靠戴笠。但鄭後來終於博得蔣介石的信任，替蔣起著監視戴笠的作用。梁幹喬托身於胡宗南，終至鬱鬱而死。

以上這些人雖然對複興社的組織活動還不能說是全無作用，但都遠不能與賀衷寒、鄧文儀、康澤、戴笠這四人相提並論。

賀衷寒在黃埔軍校時期成為孫文主義學會的骨幹分子，堅決反對共產黨；其後去莫斯科留學回來，更對共產黨極端仇視。他一向說他並不反對社會主義，不過隻能是三民主義範疇內的社會主義，像蘇聯共產黨進行那樣“殘酷的階級鬥爭”去實現社會主義，不但“慘無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國決不能容許有這種情況發生。這就是他自己的最根本的政治綱領，也是他在一切活動中貫徹始終的行動綱領。他於1927年在杭州任黃埔軍校六期北遷的學生總隊長，很想從此轉入帶兵，因為他早就一心一意想學蔣介石那樣，能掌握兵權。可是蔣介石卻也看透了他不好駕馭，偏不許他插足到部隊中去，而隻要他搞政治工作。於是，其後他就曆任湘鄂贛“剿匪”總司令部的“剿匪”宣傳處處長、南昌行營政訓處長、訓練總監部國民軍事教育處長、軍事委員會政訓處長等職務，成了法西斯政訓係統的總頭子。他以此作為自己的資本，儼然以黃埔係的政治領袖自居。他和蕭讚育、鄧文儀、劉堯、袁守謙、張鎮的關係特別密切，潘佑強、杜心如也對他們很靠攏。這些人都是湖南人，而江西籍的桂永清和周複，與這些湖南人也很親近。因此，實際上便無形中形成了一個“湖南派”的小集團。這個“湖南派”小集團以賀衷寒為當然首領，勢力實在不小。

按照常情來說，像這樣一個有力量的小集團，在複興社的領導層，就理應居於操縱把持的壟斷地位，要怎樣就可以怎樣的了。無奈複興社是蔣介石親自直接掌握的，酆悌、康澤和戴笠等人又都是直接承命於蔣介石的，特別是戴笠和康澤又都掌握有各成獨立係統的實權實力，這就使得賀衷寒無法實現其把持操縱的野心。賀既然無法跳出蔣的手心，他便集中全力搞他的政訓係統，積極搞反共的政治特務活動，同時他又以複興社和黃埔係的唯一理論家自居，不斷撰文，到處演講，並利用他主辦的《掃蕩報》和《前途》月刊大肆進行法西斯反共宣傳，以圖一麵向蔣介石表功，一麵擴大他的力量和個人聲望，作為向蔣介石要挾的資本。由於他擁有幾萬政工人員的這個力量和宣傳影響，再加上他自吹自擂的一大套封建法西斯理論，也就在複興社和整個黃埔係以至一切反動勢力中，居然樹立了一定的聲望和威信，被認為是複興社和黃埔係的第一位政治代表人物。因此，到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複興社和黃埔係內部人心惶惶，像一群熱鍋上的螞蟻時，他便成了活動中心人物。他與何應欽秘密勾結，發動黃埔係將領聯名通電“討逆”，堅決主張進兵討伐和轟炸西安。他以為如蔣萬一得釋，他便有發動“勤王”之功；如蔣一死，則又成為擁戴何應欽繼位的元勳。這是他的如意算盤和真正目的。不料蔣竟然得釋，他便大受冷落，從此一蹶不振。1940年以後，他曾被棄置閑居了兩年，到1942年才被任為無足輕重的社會部勞動局局長，置之於穀正綱之下。

賀衷寒落到這個下場，固由於蔣介石的陰狠猜忌，而戴笠的告密和傾陷，更是其主要的禍由。1941年我自西北調回重慶，也因投閑置散，無所事事，與賀衷寒往還較多。記得有一次他邀我到他的住處吃臘狗腿，我在醉後大發牢騷，痛罵蔣介石昏暴。賀衷寒大約也有點醉了，竟也說出了他的真心話。他說：“你哪裏知道，蔣先生暴則有之，昏則完全不然。你沒有看到他的統馭術的絕頂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緊的是軍隊、特務和財政這三個命根子。他這三個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親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時他又讓這三種力量互相依賴互相牽製，而隻聽命於他一人。這三個方麵的每一方麵，又都各有三個鼎足並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牽製。軍隊方麵是陳誠、湯恩伯和胡宗南；特務方麵是戴笠、徐恩曾和毛慶祥；財政方麵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陳氏弟兄。他們之中誰也不敢有所挾持而無所顧忌。所有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餘又都是浙江人，連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說，都是他極親信的人了。可是他對這些人都還有個防而不備、備而不防，難道這還能算是昏！他對我們湖南人尤其是懂得點政治的湖南人，是絕對不放心的。像複興社這樣的組織，他也隻是一時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絕對的獨裁領袖，當然就不再要這個組織了。”

他的這個看法倒是正確的，可見他對蔣也正和蔣之對他一樣，是看透了的。但是，盡管如此，賀衷寒在反共反人民這個根本方向和維護反動統治階級利益上，是與蔣完全一致的。正因為這樣，蔣雖疑忌他，也還是用他；他雖怨恨蔣，也還是服從蔣。從他在蔣介石的整個法西斯運動和在複興社這個組織中所起的極端反動作用來看，他實在是黃埔係和複興社中首屈一指的尖端人物。

鄧文儀是一個“擁蔣狂”和“反共狂”，狂到幾乎難以令人理解，甚至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地步。他對於擁蔣和反共，一直都像發瘋似的，老是狂喊狂叫、亂蹦亂跳，卻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他的文章和講演，都隻是一大串語無倫次、亂七八糟的口號，簡直使人無法懂得他到底是說的些什麼。但是他無休無止的活動，亂衝亂撞的勁頭，卻是他的最大特點。1927年“四一二”事變前，他從蘇聯回國，即與賀衷寒、蕭讚育等向蔣介石提出反共的主張，蔣因而派他到黃埔軍校任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在“四一二”事變後的黃埔軍校“清黨”期間，他是“清黨”的積極主謀者和執行者之一。其後他即任蔣的侍從秘書，一直到1934年，是任侍從最久也最被親信的非浙江籍的黃埔學生。雖然蔣喜怒無常，時而揮之使去，又時而呼之使來，他總是搖著尾巴，毫無怨色怨言，還老是厚顏無恥地向人說：“誰能離得開自己的領袖呢，在他身邊是在他身邊，不在他身邊也還是在他身邊，這便是所謂精忠的那個精字。”因此蔣對他倒也不像對賀衷寒那樣的有所疑忌，而對他親信的程度幾如其對浙江籍的其他侍從一樣。

1930年鄧文儀利用侍從秘書的地位，在黃埔學生中糾資創辦了拔提書店，並親自主持，專門發行蔣介石言論集和他自己所編的為蔣個人作宣傳的什麼“領袖言行”，以及他與黃傑等所寫的幾本蔣介石傳記之類的東西，此外便是什麼《剿匪手冊》、《剿匪主要文獻》之類的反共宣傳品，大量向部隊及一切有關機構強行推銷，借以擴大蔣介石的個人影響和反共宣傳，並以之謀利斂財。這筆收入很不小，有一半入了他的私囊。同時他還收羅了留俄學生中一些中共叛黨分子，著手策劃反共間諜組織。1932年初，他的獻策經蔣介石批準，於南昌行營、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及保安行營分別設立以“調查科”或“第三科”名稱出現的諜報機構，而以南昌行營的調查課為總機關。在各“剿共”部隊及湘、鄂、贛、豫、皖等“剿共”省份的保安處，都分別派駐間諜股，進行反共軍事諜報和間諜活動，並在各“剿匪”軍事機關和部隊駐在地進行搜捕共產黨和鎮壓人民的特務活動，同時還對“剿共”部隊的各級部隊長進行偵察監視。這些特務機構的血腥罪惡活動，曾經給當時社會帶來了極廣泛的恐怖氣氛。這是複興社的又一特務機構，到了1934年鄧文儀被撤免一切職務後，便歸並統一於戴笠的特務處係統。1933年他還向蔣介石建議在南昌行營內設立一個設計委員會，羅致了一些留學德、日、美等國的所謂博士碩士之類的反動文人政客為設計委員，協助策劃進行“政治剿共”和“文化剿共”。這批人之中，不少是複興社分子，也有後來參加複興社的。

鄧文儀雖然自己寫不通一篇文章，也說不清任何一個什麼道理，較之劉健群相去不可以道裏計，可是他卻居然以複興社的戈培爾自許。他曾對我說：“我對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萊隻有雨農（戴笠的別號）才夠格，我隻有甘拜下風。但戈培爾是我們大家都可以做的，我們組織裏就正少一個戈培爾。”因此，他不但到處找機會講演，長篇大論地不斷寫文章硬交給複興社的各種報刊發表，自己還印了不少小冊子四處散發，甚至居然主持文化學會而搞起文化運動來。1934年他被撤免一切公開職務後，隨即被派任複興社助理書記，到1936年又被派任書記長。西安事變爆發後，他也同樣以有貳心之嫌見疏於蔣介石，不再被重用。直到抗戰結束後，他才得任國防部新聞局（即複興社政訓係統的後身）局長，又恢複了他進行反共特務活動的老本行。他曾在任蔣介石的侍從秘書期間，憑借這個近侍的地位，對黃埔係的將領廣行結納，在黃埔係中也頗有點地位。同時他這個侍從秘書又是對複興社組織的一個“承啟官”，負有上承下達之責，因而在複興社的領導層中不能不特被推重，有其一定的權威。

至於康澤和戴笠這兩個人，真可以稱作兩個活生生的法西斯特務典型，可以說，即使在世界上沒有出現過希特勒、墨索裏尼和蔣介石，他們也是不會變成第二個樣子的。康澤曾當過蔣介石的侍從副官，因而特受蔣介石的信任。在複興社組織成立之初，他主辦《中國日報》，負責文化宣傳的時候，即已表現出其熱衷於法西斯特務活動的特性。其後他在星子主辦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培養特務骨幹，同時組織“別動隊”，在軍事的前方和後方廣大地區，大肆“剿共”，對人民所施鎮壓和屠殺之殘酷慘毒，與戴笠的特務處係統互為表裏而有過之無不及，特別是在江西、湖北及四川為尤甚。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他被派任複興社書記長，還大量布置他的爪牙於各省市分會。到複興社解散歸並於三青團後，他任三青團中央團部組織處處長，還繼續進行複興社的法西斯特務活動。1941年他和我同在重慶浮圖關，分別主持中央訓練團的青年幹部和兵役幹部這兩個訓練班，他還對我說：“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幹部，還遠不如複興社時代的有活力，可見秘密組織要比公開組織有力量，更能發揮作用些。如果複興社當時不改成三青團或不歸並過來，現在的情況一定要好得多。對付共產黨必得使用特殊的組織力量，因為共產黨非一般性的政黨組織可比。”從這段話裏，可見他如何念念不忘於他那個充滿血腥氣的別動隊了。

而戴笠，遠在1930年即以搞特務為專業了。據蔣介石的機要室主任毛慶祥和我談，最初戴笠經常親自跑腿，自動搞些情報，送到他那裏請求轉呈於蔣介石，每隔兩三天就親自送一次，每次都從後門送到廚房交給廚師或勤務兵，也不問有沒有什麼反應。毛慶祥起初並未加以注意，也就懶得為其轉呈，後來看到那些情報中有些也還有點意思，便開始轉呈給蔣介石看。蔣看了幾次，便交給戴一點錢作活動費。從此以後，戴便開始雇人進行活動，情報也就多了起來，內容也更充實了些。蔣看了很滿意，便親自召見表示嘉勉，還按月發給較大數量的活動費。戴便進一步組織起秘密機構，大肆活動起來，並直接向蔣報告請示了。到1932年春天複興社組織成立時，戴便成了當然的特務處處長，因為他的特務機構早就存在，已有了相當基礎，並且久已為蔣所直接使用了。其後一直到他死為止，共搞了15年的特務活動。他所殘害人民的罪案和欠下的血債，實在無法估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