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誠“臨危不懼”

許知為

1938年11月間，我在江西吉安中央軍校第三分校受訓。一天深夜，突然緊急集合，急行軍，天明到達離吉安城西50裏的高塘墟，始知是來聽陳誠訓話。不久，陳誠陪同梁寒操（資深中委，反過蔣）步上講台。陳誠首先講話，然後是梁寒操演說當前抗戰形勢，長達三四個小時。梁口若懸河，內容精彩動人，但印象深刻的還是陳誠的講話，他痛斥當時黨政軍各界貪汙腐敗行為，乃是抗戰建國的大患。他說：“你們分發到部隊以後，把克扣軍餉、虐待士兵的不法行為，直接寫信給我，一經查實，定當嚴懲，甚至槍決！”又說：“你們學校可以選派幾個畢業生，跟我做副官，管我的家庭生活收支，發現我有貪汙情況，也同樣告發！”在梁寒操長達三四個小時的講演中，陳誠將軍始終立正，站在台上一側聽講，毫無倦容。

大約在上午9時，突然空襲警報長鳴，講演中止。大家都顯得很緊張。陳誠將梁寒操送進小轎車開走，急步站到講台上，發出口令：“就地臥倒！”大片人群伏臥在幹涸河床的沙灘上。不多久，九架敵機飛臨上空，轟鳴聲震天動地，我們驚慌得心都在顫抖；偷眼一望，陳誠依然立正在台上，巋然不動。我們目送敵機掠空而過，隨之傳來悶雷般的連續爆炸聲。約莫過了半小時，空襲警報解除，站在台上的陳誠命令隊伍重新集合，繼續聽梁講演。那時，我是初穿軍裝的青年學子，算是見到書上說的“臨危不懼，身先士卒”的將軍了。

陳誠與“三七五減租”

淩宇

1947年8月，陳誠被任命為國民政府東北行轅主任，北上收拾殘局。麵對東北國民黨軍政界貪汙腐化成風無心作戰的情況，明知國民黨大勢已去，陳誠仍抱著死馬當作活馬醫的想法，采取了一係列挽救措施。經過一番“整頓”，陳誠在1947年的“國慶獻辭”中公然宣稱：“要趁此機會將整個共匪主力消滅……以便明年今日，東北4500萬同胞皆能歡欣鼓舞。”

然而沒過多久，陳誠的豪言壯語便被中共東北野戰軍秋季攻勢的鐵拳擊得粉碎。1948年1月，國民黨精銳新五軍在距新民25公裏的公主屯全軍覆沒，宣告了陳誠在東北的失敗。10日，蔣介石到達沈陽，追查新五軍失敗的責任。麵對上上下下的指責，陳誠承認自己指揮無方，請求處分。2月25日，陳誠離開喧囂一時的東北到上海養病。3月29日，“國民代表大會”在南京開幕。東北全境“淪陷”的消息傳到會場後，有些東北代表失聲痛哭，與會代表在就白崇禧所作的軍事報告進行自由發言時，將陳誠視為導致國民黨在軍事上失敗的罪魁禍首。有的代表公然提出“請政府殺陳誠以謝國人”。

次日，國內各大報紙紛紛刊登了相關消息，一時間“殺陳誠以謝國人”的呼聲傳遍了國統區。蔣介石雖然表示“責任在我，與辭修無關”，但是也難以平息喧囂的輿論。陳誠在國民黨內的威信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穀。5月1日，陳誠趕到南京麵見蔣介石請求免去本兼各職，10日正式遞交書麵辭呈，12日蔣介石批準了陳誠的辭職報告。10月，在蔣的建議下，陳誠赴台灣養病。

帶著無限的失落來到台灣後，陳誠將珍藏在身邊的一架望遠鏡和一支手槍，贈送給了台灣警備司令彭孟緝。據說這是自從北伐以來，陳誠一直帶在身邊最為心愛之物。對於戎馬半生的軍人來說，這個舉動再清楚不過，看來陳誠此行台灣打算徹底解甲歸田了。

此時，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逐步打響，國民黨在大陸的敗局已定，而且黨內倒蔣風潮一浪高過一浪。蔣介石把最後的希望寄托在了台灣，親自提名，任命陳誠為南京國民政府台灣省主席。這項安排，可以說是蔣介石在第三次下野前所做的最大也是最為重要的人事調整。

1949年1月5日，陳誠正式出任台灣省主席，開始為國民黨政府營造最後的據點。在就職演講中，陳誠提出了“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口號，力求增加生產，分配合理化。

陳誠麵對的台灣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在當時台灣740萬的總人口中，農業人口380萬，其中佃農280萬，占總人口的1/3強。農村土地關係極度不合理。地主掌握著全部耕地的56%，另外就是國民黨控製的所謂“官地”，占農村人口88%的農民隻擁有22%的耕地。廣大佃農隻能從地主手中租種土地以維持生計。租佃關係緊張，基本上是沿襲日據時代的平均在50%以上的地租，新竹一帶甚至高達70%。而且是無論天災人禍、年成歉收，都要照繳不誤的“鐵租”。佃農除了稻、麥以外連稻草、麥稈也要交租，稱為“副產物租”。部分佃農在承租期間還要一次性繳付相當於全年租額或高出一倍以上的押租金，也叫保證金，地主不支付利息。租佃關係多由口頭約定，地主動輒毀約，據台灣佃農回憶：那時候每年都有人在搬家，今年在種這塊田，明年別人看這塊田比較好，人家就可以增加租下去，我們就要搬家了。佃農的生活狀況非常惡劣。這不僅嚴重妨礙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限製了台灣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而且造成農村租佃糾紛不斷，階級矛盾激化，成為國民黨維持台灣社會穩定的極大隱患。

如何解決農民問題，成為當時事關台灣經濟發展和國民黨生存的第一要務，對於苟延殘喘的國民黨政權確實已到了“生死關頭”。為此，蔣介石憂心如焚，大聲疾呼：“土地問題之解決，為實現民生主義之急務！”陳誠主持下的奠定日後台灣土改基礎的“三七五減租”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拉開了序幕。

“三七五減租”也叫“二五減租”。早在1927年廣東政府的《佃農保護法》中就曾涉及。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的《土地法》將其更名為“三七五減租”，並明確規定：地租不超過正產物收獲總額375‰，約定地租超過375‰者，應減為375‰，不及375‰者，依其約定。之所以定375‰這個比例是經過核實統計的，當時農田普通收獲量中，種子、肥料和耕作中其他成本費用要耗25%。

抗戰相持階段，陳誠主政湖北期間曾在轄區內推行“二五減租”。即農民保留收獲物的25%，剩下的75%與地主平均分配。雙方各占375‰，也就是說租率為375‰。租佃雙方原約定超過375‰的須減至此標準，原約定不足375‰的則予以維持。當時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主根據地推行的“二五減租”與陳誠的“二五減租”雖然名稱相同，但是內容上卻有所差別。據1938年2月10日頒布的《晉察冀邊區減租減息單行條例》規定：地主的土地收入不論租佃、半種，一律照原租額減收25%。國共兩黨從抗日大局出發，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兼顧了地主的利益。

1949年2月4日，陳誠在台灣慶祝“農民節”講話時指出：農民為四民之首，耕者有其田必須實現。基於穩定社會、減輕農民負擔、增加糧食生產、發展經濟、提高國民黨政府信譽和加強“政治向心力”的考慮，3月1日，陳誠在台灣省行政會議上發表講話宣布要實行“三七五減租”，並把對“三七五減租”的態度作為考查“民意”機關是否代表民意、國民黨內幹部是否“革命”的重要標準。3月下旬，陳誠召集各縣市有關人員舉辦“講習會”，就有關政策進行培訓，為即將開展的三七五減租做幹部準備。

4月14日《台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正式頒布施行。規定：地租一律以不超過產量的375‰為準。農民佃種地主土地必須簽訂書麵租約，租期不得少於6年，租期期滿必須續訂租約，以保障租佃關係相對穩定，鼓勵農民改良土地和增加農業生產投入的積極性。取消預收地租和押金等一切負擔。如果遭遇自然災害導致歉收，農民可申請減租，歉收後收成不足三成，應免交地租。耕地出賣或者出典的時候，承租人有優先權。一旦有單方麵毀約收回土地、超收和預收地租等現象，地主將被處以三年以下徒刑或者高達數千元的罰款。同時為了照顧地主利益還規定，如果農民地租積欠達到2年總額，地主也可以撤佃。農民不得將土地轉租。作為定額製地租，以1947年及1948年的平均正產物收獲總量作為計算依據，而不是按照每年產量的375‰重新計算。

為了全麵推進三七五減租的進程，陳誠專門組織成立了各級工作和督導機構，頒布了《台灣省三七五減租督導委員會組織規程》和《台灣省各縣市推行三七五減租委員會組織規程》。這些組織主要擔負關於減租的宣傳及輔導工作；災欠及地租減免情況的勘察與議定；議定耕地主要作物（正產物）全年收獲總量標準；調解、調處租佃爭議；政府交辦有關減租的谘詢或調查事項等任務。

“三七五減租”實行不久就很快見到了成效。據有關材料反映，到6月底減租工作基本完成的時候，有近30萬名台灣農戶拿到了新的契約書，占農民人口的44%，訂約麵積達25萬餘公頃，占全省耕地麵積的31%左右。由於地租負擔減輕，農民生產熱情空前高漲。1949年減租前與減租後相比，農業生產增加了30%左右。1949年與1948年相比，地價平均跌落幅度達42.3%。佃農購地積極性大為提高。從1949年到1953年間，有26%的佃農購買了自己的土地。農村的教育醫療情況也得到相應改善。農村兒童就學比例不斷增長，死亡率不斷下降。

減租之後，農民經濟條件大為改善。每公頃水稻（一年兩熟）年產約為6000公斤，減租前應繳納2900公斤左右，減租後僅繳2200公斤左右，而且以後的增產部分全部歸佃農所有，農民平均收入增加了45%左右。生活水平也隨之提高，剛過門的新娘子，被稱為“三七五新娘”，新近購置的耕牛和自行車，被稱為“三七五耕牛”、“三七五自行車”。台灣“中國電影製片廠”還專門以“三七五減租”為題材拍攝了一部《春滿人間》的電影，“歌頌”“三七五減租”使貧農“翻身”。

“三七五減租”的實行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台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在“省議會”表決通過的時候，遇到了一定的阻力。這些議員中有三分之二是地主，他們當然不願意減少地租。雖然迫於陳誠的壓力，沒有人敢於站出來當麵反對，但是都保持低調，誰也不肯明確表示支持。陳誠最後表態“就這樣通過好了”，強行通過了這項“辦法”。此後，陳誠又花了很大工夫做安撫工作，他經常將地主們請去吃飯，語重心長、反複強調：“三七五減租”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實際上也保護了地主。“今日世界各國，在經濟方麵所走的路線，一是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另一是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自由競爭造成……的社會矛盾，給予階級鬥爭以有利的環境……‘三七五減租’的施行，便可以避免共產主義……”同時，為了消除地主的顧慮並最終贏得他們對“三七五減租”的支持，陳誠還決定按照減租的標準相應減免地主承擔的賦稅等。

國民黨在大陸時期就曾經描繪過的減租藍圖之所以能在台灣成為現實，正像陳誠在初到台灣時舉行的茶話會上講的那樣“在甲地吃的藥，在乙地吃未必合適”。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封建地主是其重要的社會基礎，它不可能深度觸及地主階級的利益。敗退台灣後，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曆史、文化等各個方麵，國民黨與當地的地主勢力幾乎沒有任何淵源，聯係就更談不上了。麵對由大陸來台的國民黨，當地的地主階級無力也沒有可能構成其統治的社會基石。國民黨從而在政治上獲得了較大的靈活性。另外，蔣介石集團通過對大陸失敗教訓的總結，也意識到，解決土地問題，就會獲得大多數農民的支持。有了農民的支持，才能在台灣站住腳跟。

1950年冬，在陳誠指令下，《三七五減租條例》草擬出台。1951年5月25日《三七五減租條例》獲國民黨“立法院”通過，6月7日由蔣介石明令公布施行，以“立法”的形式將其固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