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解散國民黨在山西的機關

辛亥革命取得一定勝利之後，中國資產階級政黨同盟會的上層領導人物開始產生意見分歧，最危險的是妥協思想占了上風，最後被帝國主義、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篡奪了革命的勝利果實——袁世凱接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曾經參與過金融投機的閻錫山，在這種風雲變幻的政治形勢下，立即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主動向袁世凱靠攏。原來，袁世凱因為山西地處京畿肘腋之間，不願由同盟會員在山西建立革命政權，所以派兵鎮壓，拒絕承認山西為起義省份。南北議和結束後，閻錫山由綏包返回，袁世凱命令他在忻州停止前進，不許進駐太原。在孫中山力爭和閻派董崇仁等向袁輸誠之後，袁才又重新任命閻錫山為山西都督。1912年4月4日，閻錫山回到太原。從此，他仰承袁的旨意，打擊排斥革命勢力不遺餘力，而對革命組織同盟會卻日益疏遠。

袁世凱接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一些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拉攏同盟會中的右翼分子紛紛成立政黨，而同盟會內部卻因思想混亂，意見分歧而變得四分五裂，渙散無力。同盟會的宋教仁等認為中國已確立了民主政權，今後可以通過合法的政黨活動，達到掌握國家政權的目的，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則需組成大黨以與當時的共和黨相抗爭。1912年8月25日，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聯合組成的國民黨在北京宣告成立。閻錫山雖然沒有出席，但他是早期的同盟會員，又是現任的山西都督，因此被大會推舉為參議。但是，閻錫山在袁世凱的威懾之下，既沒有拒絕這個頭銜，也沒有積極參加國民黨的活動。

1913年2月4日，國會參眾兩院舉行了第一次選舉，國民黨獲得多數席位，占絕對優勢。這一勝利激怒了袁世凱，他派人刺死宋教仁，並鎮壓了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11月4日，他又借口國民黨參加了“二次革命”，悍然下令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員的國會議員資格和省議會議員資格。

在這一鬥爭中，閻錫山的態度起初貌似中立，實際上是站在袁的一邊，後來則赤裸裸地宣布退出國民黨並勒令山西各地的國民黨黨部立即解散。

對於宋教仁被刺，作為國民黨參議的閻錫山，不但沒有憤而抗爭，反於5月24日致電副總統黎元洪，認為“關於宋案之武斷，借款（主要指袁為鎮壓國民黨和加強政治實力而向帝國主義國家借款2500萬英鎊的善後大借款）之黨爭，及南北之疑忌”，應當“概予摒除，相見以誠，各自守其範圍，不得橫生異議，勿徒逞激烈之談，挑撥釁端，勿再肆攻擊之語，加增惡感”，而請黎“力任調停，通電忠告”。閻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上，把國民黨反對袁世凱的鬥爭看做黨爭，這實質上是對袁世凱的支持。

宋案發生後，孫中山主張“速興問罪之師”。江西都督李烈鈞是擁護此主張並積極備戰者之一。袁世凱施加壓力，企圖使之屈服。閻錫山則秉承袁的旨意，領銜與袁係都督馮國璋（直）、張錫鑾（奉）、周自齊（魯）、張鎮芳（豫）、張炳華（甘）聯名發表通電，攻擊“黃興、李烈鈞、胡漢民等不惜名譽，不愛國家，讒說朋興，甘為戎首”。並威脅說：“倘有不逞之徒，敢以謠言發難端，以奸謀破大局者，則當戮力同心，布告天下，願與國民共棄之。”5月中旬，袁迫李烈鈞辭職，被李斷然拒絕。閻則致電副總統，“以為黜陟進退，自恃大總統特權，非各省疆吏所可越俎”，如果“鋌而走險，兵連禍結，塗炭生靈”，則“首發難端之一二人，固不能逃其罪”。這是明顯地對袁世凱的支持。

6月，袁世凱免去國民黨員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職務。7月又派兵進逼江西。孫中山敦促各省獨立，進行反擊。李烈鈞等組織討袁軍，開始備戰。當此關鍵時刻，閻錫山卻電袁建議“敦請孫、黃二公入都，共圖國事，破除黨見，一致進行。”這無異於讓孫、黃自投羅網，扼殺革命。7月12日，李烈鈞發表《討袁檄文》，“二次革命”由此發端。

“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於10月6日，以軍警數千人包圍國會，強迫議員選他為正式大總統。11月4日，袁又借國民黨議員與“二次革命”有關，悍然下令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員的國會議員資格及各省議會議員資格，並追繳其證書。

早於1913年春就宣布退出國民黨的閻錫山，自然對袁的命令奉命唯謹，立即印發布告一萬份，遍貼城鄉，並勒令各縣國民黨機關即行解散。從此，山西的國民黨組織銷聲匿跡，國民黨員除在外地工作者外，大多數都宣布脫黨，少數忠實分子隻能秘密進行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