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躲到花蓮

胡宗南所乘飛機於1950年3月27日中午飛抵海口機場。這時的海南島也已風雨飄搖，朝不保夕了。

胡宗南在海南島逗留了約七天，於4月4日飛抵台南，僅住一宿，第二天即飛往台北。在這裏，剛剛“複職”不久的“總統”蔣介石沒有召見他，剛剛“就職”不久的“行政院長”陳誠也沒有召見他。

早在3月27日，即胡宗南從西昌逃抵海南島的那天，台北政府當局就明令撤銷“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免去胡宗南的“副長官代行長官職務”，調胡任“總統府”戰略顧問。這是個有名無實的虛職。同時，胡宗南在台南設立的“西南軍政長官辦事處”至此亦奉令辦理結束，電台通訊人員改撥“聯勤總部通訊署”接管。其他官兵或他調或遣散。胡宗南這時真正成了一個“光杆司令”，沒有兵馬，沒有部屬，沒有地盤，也沒有權力。這是他自1924年春投軍黃埔、1924年底從軍校畢業帶兵打仗以後，20多年來第一次經曆的狼狽、空虛、寂寞……

胡宗南在台北匆匆辦完應辦的例行公事後，即攜夫人葉霞翟與剛牙牙學語的幼子，避往台灣島最東部的花蓮海濱。花蓮是著名的風景區，背靠青綠的群山，麵臨遼闊的太平洋，海濤起伏，海風輕拂，遠離市廛，環境清幽——胡宗南在這時十分需要這樣一個地方，一來逃避以敗將身份出現在台北公開場合的尷尬與羞愧，二來休整一下自己十分疲憊的身體，清理一下自己十分混亂瀕於崩潰的頭腦。

胡宗南雖遠離了台北，但台北政府中有許多人卻不願放過他。

台灣政府當局從1950年開始，就大張旗鼓地開展了一場“檢舉共諜”與“整肅失職高級軍政官員”的運動，除在民間大肆抓捕嫌疑人員外，還將整肅的矛頭指向一些軍政大員：早在1949年春在大陸被捕的前浙江省政府主席陳儀被送交軍法審判；到台灣後擔任副參謀總長要職的吳石與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全於1950年春以“通共罪”被捕押；在這同時，胡宗南的黃埔一期同學、擔任過六兵團司令與福州綏署副主任的李延年與第七十三軍軍長李天霞，因失守平潭島，被蔣介石以“擅自撤退，有虧職守”下令扣押，交付軍法審判多次，行將判決……一時間，台灣島上，殺氣騰騰，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比之李延年、李天霞，胡宗南的“失職”行為更為嚴重。他丟掉了西北，又丟掉了西南，還丟掉了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後一個軍事集團，胡部數十萬大軍全軍覆沒，胡宗南幾乎是隻身逃離大陸。這不能不使蔣介石與國民黨的當權派們震驚與惱恨。胡宗南本人不知，當他於1950年3月下旬在西南的最後一個落腳點西昌即將失守，他與幾千殘兵敗將走投無路之時，在台灣的蔣介石因憎恨胡的戰守無能、喪師失地以致全軍覆沒，竟下令堅決不準胡宗南回台。蔣要胡與西昌共存亡，或死或俘，聽其自然。蔣介石對胡宗南20餘年的寵信早付之東流，一去不返。蔣介石要嚴懲胡宗南。當此之時，胡宗南的好友、時任台灣“副參謀總長”的郭寄嶠出來為胡說情，一再堅請，甚至向蔣介石直言說：“送一名大將給敵人做俘虜，既違反了戰爭利益，也違反指揮道德。”由於郭寄嶠的堅持，蔣介石才默許派出飛機到西昌接胡宗南。

胡宗南雖然逃回了台灣。但是，他在當時台灣當局掀起的“整肅”浪潮中，卻不能安然無事了。

1950年5月11日，海濱一月餘，他突然得到了一則信息：台灣當局的最高監察機關——“監察院”中，有40多名監察委員聯名對他提出了彈劾，語句激烈，聲勢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