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過則勿憚改
【原文】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過則勿憚改。”“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解析】
孔子說:“應該親近忠誠和講信義的人,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有了過錯不要害怕改正。”“犯了錯誤而不改正,這才叫做錯誤了。”作為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過則勿憚改就是對待錯誤和過失的正確態度,可以說,這一思想閃爍著真理光輝,反映出孔子理想中的完美品德。
孔子在“修身”“正己”問題上,非常強調自省改進。在《論語》中多處見到他談自省改過的話題。在《論語·公冶長》中,他指出,人應“能見其過而自訟(即能看到自己的過錯而進行自我批判)”。在《論語·子罕》中還說:“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翻譯成白話意思是:“符合禮法的話,能不聽從嗎?但隻有(按照原則)改正(自己的缺點錯誤),才是可貴的。順耳好聽的話,能不讓人高興嗎?但隻有分析鑒別(這些話的真偽是非),才是可貴的。如果隻高興而不分析鑒別,隻聽從而不改正自己,(對於這樣的人)我實在沒有什麼辦法啊。”
孔子不但要求別人“過則勿憚改”,對他自己也能不講麵子,有一種“聞過則喜”的態度,認為別人批評自己的過錯是好事。例如,在《論語》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楚國使者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孔子回答說:“知禮。”孔子走後陳司敗就感覺到孔子在這裏是不堅持原則,有意袒護昭公,所持的理由是昭公“取(娶)於吳為同姓(按周禮規定同姓是不能結婚的)”,陳司敗說,昭公作出這樣的事,如果還說昭公“知禮”,這世上還有誰不知禮呢?孔子後來聽到這個批評後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意思是說:“我真幸運啊,一旦我有過錯,馬上有人提醒我,告訴我。”
不但孔子重視並反複強調“過則勿憚改”,“不二過”(不重複犯一樣的錯誤),他的學生中,許多人也是堅持“知過必改”的。傳說“子路聞過則喜”,當然是孔子影響所致。子貢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改了過),人皆仰之。”言外之意是,改了過錯則思想言行會更健康,也顯得風格更高了。這同我們現代人說的改過是進步的動力的觀點是一致的。子夏也說過:“小人之過也,必文(即一定文飾、粉飾、辯解,怕丟麵子)。”換句話說,那麼君子則不怕丟麵子,能正視錯誤,改正錯誤。一般來說,人如不正視、改正錯誤,而文過飾非,那就更錯了。人們常說的“欲蓋彌彰”就是這個意思,這樣便不能進步,反而會摔跤的。
孔子在強調一個人修身、正己過程中,把能不能改正錯誤作為重要內容,並且明確指出“過則勿憚改”,不但問題抓得準,切中要害,而且也符合人們成長進步的過程。世界上沒有不犯錯誤的人,差別是錯誤的大小和多少,更大的差別還在於對待錯誤的態度上。錯誤人人難免,有時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但犯了錯誤不能改正錯誤,那就錯上加錯;犯了錯誤,但能正視錯誤,改正錯誤,不但對事情有所補救,而且也能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平時我們說的“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吃一塹長一智”,都是這個意思。從某種意義上講,人就是在不斷犯錯誤、又不斷改正錯誤中進步的。而每一回錯誤的改正,便意味著在完善自我的台階上又上前一步,所以古人說:“知過能改,善莫大焉。”曆史上有明君、昏君的說法,其實明君不是未卜先知的聖人,縱觀他們的行蹤,許多明君是明在他們能“過則勿憚改”;昏君則相反,昏就昏在有了過錯卻“死不改悔”。“過則勿憚改”的明君能創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死不改過的昏君隻能自食惡果,隻能像南唐後主李煜那樣: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裏地山河;
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
幾曾識幹戈?
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
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
垂淚對宮娥。
敢於承認錯誤,並且能夠正視錯誤和改正錯誤的,在封建王朝中,可能唐太宗李世民算第一個。唐太宗非常喜歡魏征給他說的“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這一句話。他對大臣們說:“自古以來帝王怒起來就隨便殺人,夏朝的關龍逢,商王的比幹,都因為敢諫而被殺。漢代的晁錯也是無罪被殺,我總是提醒自己以此為戒。為了國家,請你們經常指出我的過錯,我一定接受。諸位經常記著隋朝滅亡的教訓,我常常想著關龍逢、晃錯死得冤枉,咱們君臣互相保全不就很好嗎?”唐太宗不但這樣說,在實際行動中也著實有知錯就改的舉動。
有一次,太宗出行至洛陽,嫌地方供應的東西不好而發火。魏征當即勸諫道:“隋煬帝為追求享樂,到處巡遊,供求無厭,弄得民不聊生,以至滅亡。今聖上得天下,正應當接受教訓,躬行節約,怎能因天下供應不好就發脾氣呢?如果上行下效,那將成什麼樣子!”太宗接受了他的批評。
有一年,陝西、河南發大水,不少地區遭了災,太宗卻要建飛龍宮。魏征上疏反對,說隋煬帝大修行宮台榭,役無時,幹戈不休,把人民逼上絕境,最後招致滅亡。皇上要引以為戒。如果重複隋煬帝的做法,那就是“以暴易暴”,還會重蹈亡隋的覆轍。最後說服太宗停建了這項工程,並把備用的木料都送到災區救濟災民。
還有一次,太宗要修洛陽官,河南陝縣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反對說:“修洛陽宮,是勞民之舉;收取地租,是重斂於民;天下婦女時興高髻,是從皇宮裏傳出來的。”太宗看了奏章勃然大怒,說:“這家夥是想讓國家不役使一個人、不收一鬥租,宮裏的女人都變成禿子,他才會滿意!”魏征在旁,連忙解釋說:“大臣上書,言辭不激烈不足以引起聖上的重視,言辭激烈又近於誹謗,希望陛下能夠理解。”太宗聽了,轉怒為喜,還派人賞賜了皇甫德參。
貞觀二年(628年),太宗訪得隋朝舊官鄭仁其有個小女兒生得天姿國色,又有才學,想納入後宮為妃,冊封的詔書已寫好。魏征聽說鄭女早已許嫁陸氏,於是麵諫太宗:“陛下為天下萬民的父母,應愛撫百姓,憂其所憂,樂其所樂。自古有道之君心裏總是想著百姓。住在皇宮裏,想著百姓是否有房子住;吃山珍海味,想著百姓是否受凍挨餓。嬪妃擁前,要想著百姓是否有家室的歡樂。鄭氏之女已許嫁別人,陛下卻想娶至後宮,這哪裏是為民父母者應做的事情呢!”說得太宗無言以對,馬上停止冊封,讓鄭氏之女仍歸陸氏,並自責:“聽說鄭氏之女已受人禮聘,朕下詔冊封的時候沒有詳審,這是朕的過錯。”
由於唐太宗能聽大臣們勸諫,糾正了不少過失,帶來了貞觀盛世。唐太宗李世民在實踐中嘗到了知錯就改的甜頭,因此還以自己的過錯警誡後人,勸他們篤行仁政節用愛人,不要犯他曾犯過的錯誤。他臨死的前一年,曾對太子李治說:“我即位以來毛病很多,喜歡錦衣玉食、宮室台榭、犬馬鷹隼,四方行遊,煩擾百姓,這都是我的過錯,可不要學習我這些。”
唐太宗有“貞觀之治”,應該說與他能“聞過則喜”不無關係。相反如果“聞過則怒”,或者“諱疾忌醫”,則一定會造成嚴重的損失,以至身敗名裂。相傳古代的周厲王,橫征暴斂,虐待人民,激起了人民的憤懣,甚至有人破口大罵。厲王對別人的指責置之不理,而且讓巫師們去“監謗”,發現有人議論或咒罵厲王就抓去殺頭。
在周厲王的鎮壓下,人們敢怒不敢言,在路上相遇隻能用目光相互交換眼色。厲王十分得意,說:“我能製住人們的誹謗了!”對此,召公曾多次提醒厲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若塞其口,其與能幾何!”不出召公所料,國人不堪忍受,爆發了我國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民眾暴動,周厲王也因此逃走他鄉。
三國官渡之戰的袁紹,事先不聽忠告,強行征戰大敗而歸,不但不承認錯誤,反而殺掉忠心於他的誌士田豐,更是令人發指。官渡之戰,袁強曹弱,在資曆、名望、地形和兵力上,袁紹都占有明顯的優勢。但袁紹出征之前,田豐卻持異議,潑了其主子一盆冷水。
據田豐的分析,“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田豐的策略是:“不如以久持之”,“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修農戰”,“我未勞而彼已疲,不及二年,坐可克也。”田車這個“坐逸待勞”之計,是很有見地的,可惜袁紹不采納,不僅不采納,還以“擾亂軍心”的罪名將田豐打入牢房,當自己的失敗被田豐料中後,卻又不肯承認自己的失誤,反而怕被田豐譏笑,把田豐處死於獄中。這種愛麵子、耍權威、知過也不改的態度,正是袁紹由強變弱,最後落得一敗塗地的重要原因。
痛加反省,迷而知返,不但不會丟麵子,不會失威信,反而會贏得讚譽,受到稱道。戰國時期,趙國“將相和”就是典型一例。“將相和”成為千古美談,固然與藺相如顧全大局受辱不羞、寬以待人的度量有關,但是也緣於廉頗痛加反省、知錯必改的大將作風。
能不能知過必改,關鍵看能否進行自省自訟。怎樣進行自省自訟呢?自省固然主要是回憶、檢查自身,但按照社會學、行為學的觀點,人的思想和行為等等,總是在對象性的聯係中體現和完成的,因而自省應當是以自我為中心,同時聯係到身外的人和事來加以思考。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在遇到的事情中,在與人交往中,別人見到你時是否喜歡,或是討厭你。如果喜歡你,是什麼緣故?如果討厭你又是什麼原因?你遇見人時,是否感覺自然,或覺得很不自在?如果感到自然或窘困,又是什麼道理?即以這些參照物來反觀自己的舉措,校正自己的行為。曆史上的廉頗從藺相如對自己的避讓中,覺察到自己隻顧爭一人之高低,而置國家利益於腦後,立即省悟這是大錯特錯,從而立即改正。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人是在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對自己的評價中了解到自己的過錯,突然醒悟迅速改正,並做出了突出成績的。
因此,為人應該有不憚改過的氣度。自己做個錯事並不要緊,關鍵的是要能夠改正錯誤,這樣才會有進步。而且,如果是領導的話,還要積極聽取下屬的有益的意見和建議,隻要是對個人或者工作有幫助的,就應該虛心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