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再次見到他是在感恩節後那一周。好萊塢大道沿線的商店已經開始擺滿定價過高的聖誕垃圾，日報開始叫喊：若不早點兒完成聖誕節購物，情況會多麼可怕。情況反正都很可怕；向來如此。

在距我那棟辦公樓大約三個街區的地方，我看見一輛警車停在另一輛車旁，車上的兩名小警察盯著對麵人行道上一扇商鋪櫥窗邊的某件東西。這個“某件東西”就是特裏·倫諾克斯，或者說他剩餘的東西，少得不太引人注目。

他靠在一家店鋪門麵。他必須靠著點兒什麼。他的襯衫臟兮兮的，領口敞開，部分露在上衣外麵，部分沒露。他有四五天沒剃須了。他鼻孔收縮。他皮膚慘白，連淺薄的長疤都看不出來了。他的眼睛像雪堆上戳的兩個洞。非常明顯，巡邏車上的那兩名小警察正打算動手捕他，於是我快步走過去，抓住他的手臂。

“站直，行走。”我說道，裝出粗暴的樣子。我從側麵向他眨眼。“走得動嗎？爛醉如泥了？”

他茫然地打量我，接著露出他那微微的半邊笑容。“我醉了，”他喘息著說，“此刻我想我隻是有點兒——空虛。”

“好吧，但要抬腳走路。你眼看就要被抓進酗酒者監禁室了。”

他努力抬腳，讓我扶著他穿過人行道上逛街的人，走到路邊。有輛的士停在這裏，我猛然拉開車門。

“他先走。”司機說，翹起大拇指指向前麵的出租車。他轉過頭來，看見了特裏，便加了一句：“如果他肯走的話。”

“情況緊急。我朋友病了。”

“得了。”司機說，“他也能在別處得病。”

“五塊，”我說，“讓我們看看那漂亮的微笑吧。”

“那好吧。”司機說，把一本火星人封麵的雜誌塞到鏡子後麵。我上了車，打開車門。我把特裏·倫諾克斯弄上車，巡邏警車的陰影遮住了另側車窗。一名灰頭發警員下車走過來。我繞過出租車，迎了上去。

“稍等片刻，麥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這位渾身臟兮兮的先生真是你的好友嗎？”

“好到足以讓我知道他需要朋友啦。他沒喝醉。”

“為了錢，毫無疑問。”警察說。他伸出手來，我把執照放在他手上。他看了看執照，遞還給我。“哦哦，”他說，“私人偵探撿了客戶呢。”他的聲音變了，變得強硬。“執照記載了你的一些信息，馬洛先生。他呢？”

“他叫特裏·倫諾克斯。他在電影界工作。”

“挺好。”他俯身探頭到的士內，盯著後座一角的特裏。“我敢說他最近沒有工作過。我敢說他最近沒在室內睡過覺。我甚至敢說他是流浪漢，所以我們該把他拘進去。”

“你的逮捕記錄不會那麼低吧？”我說，“在好萊塢是不會的。”

他仍然盯著車內的特裏。“你朋友叫什麼，夥計？”

“菲利普·馬洛。”特裏慢慢地說，“他住在月桂穀絲蘭大道。”

警察從車窗口縮回了腦袋，轉身做了個手勢。“可能是你剛告訴他的。”

“有可能，但並沒有。”

他盯了我一兩秒鐘，說：“我就信你這一次。可你得把他從這條街上弄走。”他上了警車，警車開走了。

我上了出租車，我們駛過三個多街區，到了我的停車場，換乘我的車。我拿出五美元鈔票給了的士司機。他狠狠瞪我一眼，搖搖頭。

“照表算就行了，老兄，如果你願意的話，給一塊錢整數也行。我自己也潦倒過，在弗裏斯科。也沒人把我帶上的士。那是個鐵石心腸的城市。”

“是聖弗蘭西斯科。”我條件反射地說。

“我就叫它弗裏斯科。”他說，“去他們的少數族裔。謝了。”他接下一元鈔票，把車開走了。

我們來到一家免下車餐館，這裏做的漢堡味道不像狗都不肯吃的食物。我喂了特裏·倫諾克斯兩個漢堡，一瓶啤酒，然後開車帶他回家。他爬台階還是很吃力，但他咧嘴笑著，氣喘籲籲往上爬。一小時後，他剃了胡須，洗了澡，又像個人了。我們坐下來喝了一杯很淡的調和酒。

“幸虧你記得我的名字。”我說。

“我特意記的。”他說，“我還查過你的資料。這不是起碼要做的嗎。”

“那為何不給我打個電話呢？我一直住在這裏。我還有個辦公室。”

“我為何要打擾你？”

“看來你必得打擾某個人。看來你沒有多少朋友。”

“噢，我有朋友，”他說，“勉強算得上的那種。”他在桌上轉著自己用的玻璃杯。“向人求助並不容易——尤其是錯全在自身的時候。”他抬起頭來，帶著疲憊的笑容。“也許最近有一天我會戒酒。他們都這麼說，對吧？”

“得花三年左右。”

“三年？”他顯得震驚。

“通常要的。那是個不同的世界。你必須習慣色彩變得黯淡，聲響變得微弱。你得顧及故態複萌。你以前非常熟識的人都會變得有點兒陌生。你甚至會不喜歡其中的大部分，他們也會不太喜歡你。”

“那不算多大的改變。”他說。他回頭看著鐘。“我有個價值兩百美元的手提箱，寄存在好萊塢巴士站。如果能將它贖出來，我可以買個便宜貨，當掉現在寄存的那個，換來足夠搭巴士去維加斯的路費。我可以在那邊找份工作。”

我一語不發。我隻是點頭，靜坐慢飲。

“你在想，我早該有這個念頭。”他平靜地說。

“我在想，這一切背後必有故事，但與我無關。那份工作是有把握的，還是僅僅隻是個希望？”

“是有把握的。有個我很熟悉的軍人在那裏經營一家大型俱樂部，菱斑龜俱樂部。當然啦，他算是半個騙子，他們都是騙子——而另一方麵卻又是好人。”

“我可以籌出巴士票錢和另外的費用。但我寧可購買過一陣子還會有人買的東西。最好打電話跟他談談。”

“謝謝你，可這沒必要。蘭迪·斯塔爾不會讓我失望的。他從未辜負我。而且那手提箱可以當五十元。經驗告訴我的。”

“聽著，”我說，“我會提供你所需的錢。我可不是軟心腸的大笨蛋。所以收下我給你的錢吧，要聽話。我要你讓我清淨點，因為我對你有一種直覺。”

“真的？”他低頭看著杯子裏麵。他隻是小口呷著杯中物。“我們隻有兩麵之交，而你兩次對我都很夠意思。什麼樣的直覺？”

“覺得下次我會發現你遇到大麻煩，而我救不了你。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但我就是有。”

他用兩個指尖輕觸右半邊臉。“也許是因為它吧。我想這疤讓我顯得有點兒凶險。可這是光榮之傷啊，至少是一次光榮之傷造成的。”

“不是傷疤。那對我毫無影響。我是私人偵探。你是一道我不必解答的問題。可問題是存在的。稱之為直覺吧。如果你想要格外禮貌，就稱之為人物感吧。那個女孩在舞者飯店扔下你，或許不隻是因為你喝醉了。或許她也有一種感覺。”

他淡淡一笑。“我娶過她呢。她叫西爾維婭·倫諾克斯。我為錢而娶了她。”

我起身皺眉看著他。“我去給你弄煎蛋。你需要食物。”

“稍等，馬洛。你在詫異，為什麼我潦倒了，而西爾維婭很有錢，為什麼我不能向她討幾個小錢。你聽說過自尊嗎？”

“真要命，倫諾克斯。”

“是嗎？我這種自尊與眾不同。這是除了自尊一無所有的男人的自尊。如果我惹惱了你，那就對不起了。”

我走進廚房，做了些加拿大熏肉、炒蛋、咖啡和烤麵包。我們在廚房牆角的早餐台上進餐。這房子屬於那個廚房內必設早餐台的時代。

我說我必須去趟辦公室，回來的路上會去領他的行李箱。他把寄存單交給我。他臉上現在有了點兒血色，兩眼在腦瓜上不再陷得那麼深，以至於你得去探索它們。

出門前我把威士忌酒瓶放在長沙發前麵的茶幾上。“把你的自尊用在那裏。”我說。

“還有，給維加斯打個電話，哪怕僅僅為了幫我一個忙。”

他隻是微笑，聳聳肩。我下台階時仍然生氣。我不懂是為什麼，也不懂一個男人為什麼寧願挨餓，流浪街頭，也不肯典當衣飾。不管他的原則是什麼，他是在守著原則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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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隻手提箱是最值得驚歎的東西。它的用料是漂白的豬皮，嶄新時是淺奶油色。配件是黃金的。它是英國造，如果能在這裏買到的話，它似乎更像要賣八百元，而不是兩百元。

我把手提箱撂在特裏麵前。我看了看雞尾酒桌上的酒瓶。他沒碰過。他和我一樣清醒。他正在抽煙，但不怎麼想抽。

“我給蘭迪打了電話。”他說，“他很生氣，因為我以前沒有打給他。”

“需要陌生人來幫你。”我說。“西爾維婭的禮物？”我指著手提箱問。

他望著窗外。“不。那是別人在英國送我的，在我遇見她以前很久的時候。確實是很久以前了。我想把它留給你，隻要你能借隻舊的給我。”

我從錢夾裏抽出五張十元的美鈔扔到他麵前。“我不需要抵押品。”

“我壓根兒沒這意思。你不是開當鋪的。我隻是不想帶著它去維加斯。我用不著這麼多錢。”

“行。你拿著這些錢，我留下手提箱。但這屋子容易失竊。”

“無所謂。”他漠然說道，“完全無所謂。”

他換了衣服，我們5點半左右在穆索飯店吃晚餐。沒喝酒。他在卡渾戛搭上了巴士，我則開車回家，想這想那。他的空手提箱在我床上，他曾在這裏清空箱子，把行李塞進我的一隻輕便提袋。他的手提箱有把金鑰匙，插在一個鎖孔裏。我把空箱鎖上，把鑰匙係在提手上，把它放上衣櫥內的高架。感覺箱子並非全空，但裏麵裝了什麼與我無關。

這是個安靜的夜晚，屋裏顯得比平時更空。我擺上國際象棋，下了一盤法國防禦斯坦尼茨。他走四十四步打敗了我，但我讓他捏了兩次冷汗。

電話在9點半鐘響鈴了，講話的聲音我以前聽過。

“是菲利普·馬洛先生嗎？”

“對，我是馬洛。”

“我是西爾維婭·倫諾克斯，馬洛先生。上個月有天晚上我們在舞者飯店門前匆匆見過一麵。後來我聽說你好心把特裏送回家了。”

“有這回事。”

“我想你知道我們現在已不是夫妻了，可我還有點兒替他擔心。他放棄了他在韋斯特伍德擁有的那套公寓，好像沒人知道他在哪裏。”

“我注意到了我們初識那天晚上你有多麼擔心。”

“聽著，馬洛先生，我曾嫁給那人。我不大同情醉鬼。或許我當時有點兒無情，或許我當時有要事要辦。你是私人偵探，如果你高興的話，這事可以按行業標準收費。”

“根本不必照任何標準收費，倫諾克斯太太。他在前往拉斯維加斯的巴士上。他在那邊有個朋友，會給他一份工作。”

她突然興致勃發。“噢——前往拉斯維加斯？瞧他多念舊。我們就是在那裏結婚的。”

“我猜他已忘了這事。”我說，“否則他會去別的地方。”

她沒掛我的電話，反而笑起來。這是有點俏皮的笑聲。“你對客戶向來這麼無禮嗎？”

“你不是客戶，倫諾克斯太太。”

“也許有一天會是呀。誰知道呢？那好，就說是對你的女性朋友無禮吧。”

“答案一樣。那家夥曾經潦倒，饑餓，肮臟，身無分文。你本來可以找到他的，隻要這值得你花費時間。那時他沒向你要任何東西，他現在可能也不會向你有任何索求。”

“這個嘛，”她冷冷地說，“這是你不可能有任何了解的事情。晚安。”然後她掛了。

她說得太對了，這是當然，而我錯得離譜。但我不覺得有錯。我隻是感到氣憤。如果她早半小時打電話來，我說不定會氣得把斯坦尼茨殺得一敗塗地，可惜他已經死了五十年，而那棋局是來自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