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的話

在我完成黑爾博士所著《曾國藩傳》的翻譯時，恰逢該書傳主曾公國藩誕辰200周年（1811-2011）。雖然我並未刻意將翻譯進程的終結安排到與這個年份相重合，但此巧遇卻給了我很大的方便，因為我得知曾公的故鄉雙峰縣及曾公早年就學的湘鄉市，正在籌備比較盛大的紀念活動，我想這個譯本的出版，也許正適合作為對這個偉大人物誕辰的一份獻禮。

讀者諸君正在開卷閱讀的這部著作，是國外曾國藩論著中最具權威的一部。在我看來，有3個事實可以支持這條結論。其一，其作者威廉·詹姆斯·黑爾博士在中國生活了20年，在這裏娶妻生子，4個兒女都出生在華夏大地。他本人在湘軍大本營長沙從事了多年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對中國人民有深摯的感情，對中國曆史有濃厚的興趣。他居住在湘江之畔，能夠近水樓台先得月，從湘軍的家鄉人那裏聽取許多記憶和議論，作為第一手的研究資料。其二，誠如本書卷末“參考書目”列示的，黑爾博士在寫作本書時參考了近200種中外著作，視角非常廣泛，取材極為精當，立論不偏不倚，為本書打下了堅實的學術基礎。其三，我從近現代的許多外國學者的相關論著中，都看到了對於黑爾及他這部著作的高度評價。例如1937年出版《左宗棠傳》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上尉貝爾斯，就聲稱他的著作大大得益於黑爾博士的這部名著。

黑爾博士這部著作的優點是很明顯的。在我翻譯的貝爾斯著作《左宗棠傳》出版之後，左公的第五世外孫、著名的文史專家，我尊以為師的梁小進先生對我說：外國撰寫有關清末人物的論著都有一個特點，即取材比我國學者都要廣泛，他們不僅不辭艱難地使用中文史料，而且采納了大量的外文史料，因此其視野較為開闊，論述頗為新異。我深以為然。我們不會忘記，太平天國戰爭爆發後不久，外國人就開始積極地收集相關的信息，如1853年去天京拜訪過天國王爺的密迪樂，後來就根據他的第一手資料從事撰述，其內容經常被外國學者引用。從1860年之後，美英法三國都有軍人直接介入了這場戰爭，如英國人呤唎成為天國忠王李秀成的高級顧問，美國人華爾、法爾思德、白齊文，法國人勒伯勒東、德克碑，英國人戈登，則率領所謂的“常勝軍”、“常捷軍”替清廷效力，他們或曾與江蘇巡撫李鴻章談判條件，或曾在閩浙總督左宗棠帳下聽過訓示。而上海洋場上的外國商人們，與交戰雙方都有生意往來。此外還有外國的傳教士、記者、旅行家與海關官員，都能接觸到有關中國這場大規模內戰的各種信息。所有這些外國人的見聞和記述，自然也是第一手的寶貴史料，但往往以外文出版，因語言的隔閡、版本的佚失和資料的禁錮，是許多中國學者未能掌握到的。中國的研究者必須廣泛閱讀這方麵的外文著作，才能分享原本由外國學者所獨占的優勢。

此書的第2個優點是將東西方曆史人物所做的比較性研究。隻要看完本書的導言就會知道，黑爾博士對曾國藩其人評價頗高。他沒有拿這位湘軍首腦與中國曆代的偉人做比較，而是步日本學者川崎三郎之後塵，將之比作美國的開國元勳喬治·華盛頓，也許這會令中國的讀者頗為詫異。細想之下，其實二者之間不乏共同點，如他們都曾作為軍事統帥立下赫赫戰功，都是功成身退，自願放棄軍權；就對國家的貢獻而言，華盛頓創立了一個國家，曾國藩則避免了祖國在規模空前的內戰中四分五裂；他們的個人品質也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都受過良好的文化教育，都富有開拓精神，都能吃苦耐勞，而且都得到了待人謙和、心地善良的佳評。

我想再一次提請讀者不要忽略本書的另一個重要的優點，即卷末的“參考書目”，其中所開列的書籍和報刊，為我們搜索和了解美英法德俄日等國學者有關曾國藩及太平天國運動的論著提供了極大的幫助，黑爾博士不但羅列了所有文獻的著作者與版本信息，更重要的是，還針對一些文獻做了簡明扼要的評介。

應該說明的是，對於本書英文原版中所引用的曾國藩奏牘與書信、太平天國的有關文件以及其他中文材料，我在譯文中一律按照現已正式出版的中文出版物，將對應部分照錄，完全忠實於引文作者的原著。曾國藩的著作錄自嶽麓書社1985年出版的《曾國藩全集》，太平天國的文件主要錄自《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其餘文件的出處不再一一標注。

我要感謝博集天卷公司的領導人、編輯與策劃師，他們獨到的眼光與睿智的努力，使黑爾博士此書的中譯本在英文原版問世85年之後終於能夠付梓，走入閱讀市場，於是我得以與讀者分享這位美國學者的佳作，並為研究清末湘軍與太平天國的國內學者們提供借鑒國外學術成果的方便。

譯者水平所限，錯訛之處在所難免，懇望讀者不吝賜教，以俾重印或再版時改正，在此先致謝忱。譯者聯係方式為：電子郵箱，7000901@qq.com；QQ號：7000901。

王紀卿

2011年4月

於長沙聽雨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