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婆決定跳樓那天,她趴在窗外前平靜和我說:“你真可憐。”
是的,她要跳樓,要尋死以求從痛苦的生活裏得一個解脫。
可最後,她看向我,她說:“你真可憐。”
那一瞬間,我清楚的看見她眼裏多年來掩藏不住的厭惡和不再掩藏赤果裸的鄙視。
她張開手,半個身子傾斜,一躍便離開了這個她活夠了的人間。
隻有地麵幾灘殷紅刺目的血泊,和高樓下起伏的驚叫,證明著她曾在這世間也活過。
我腦子一陣轟鳴,耳旁的嘈雜尖叫聲像壓過冰冷鐵軌的火車。
飛速輾軋過我的身體......
麵前的人和事漸漸模糊,我一隻手時候伸出窗外。
隻有驟起的大風,混著她那句你“真可憐”,一遍一遍穿過我的耳膜。
我從小就“可憐”,盡管那時我還並不真正懂得,可憐到底是什麼。
但外頭的人說,我還在娘胎的時候,我爸就死在了黑煤井。
這就是可憐。
我爸其實並不是煤礦工,他是個包工頭。
煤井底下先埋了他從村裏帶去的十幾個兄弟,我爸趕去的時候,煤礦井已經徹底塌陷。
我爸救不了人,卻想起那些人裏頭,全是和他一起光屁股長大的夥子,他一衝動,把命也擱進去做了交代。
可死了丈夫兒子的人家,並沒有因此放過我家,放過我和我媽。
他們老老小小,拉了橫幅,指名點姓罵我爸是黑心鬼,黑煤窯為了錢,也把村裏人往火坑裏推。
他們紅著眼,滿臉都是死了兒子,死了丈夫,死了父親的悲痛。
我媽扯著嗓子也哭,一字一句的和他們講;“我男人也死在裏頭了!你們還要我怎麼樣!”
“要我怎麼樣啊......”
可那些人充耳不聞我媽的悲傷,隻惡狠狠的逼問我媽要賠償,要給死者家屬一個交代。
我媽起初還咬咬牙,把家裏多年的積蓄拿出來,可杯水車薪。
那點錢在十幾條人命麵前,屁都不算。
沒了錢,那些人開始“抄家”,一哄而上,把我家裏所有的電器和家具抬走。
空空蕩蕩,隻有一張破床,幾鋪爛棉絮,以及我爸的遺像掛在牆上。
我媽罵,罵這世人都是鬼,惡鬼,半點沒有良善可言。
我那時年幼,也一度這樣認為過。
後來在社會裏活,才漸漸知道不是當時的家屬他們不善良,而是男人死了,家裏的頂梁柱垮了,可孩子幾張嘴等著吃飯,老人等著孝養,窮人活不起,也就沒資格談良善。
家被搬空後的幾年,我和母親日子過得很煎熬。
母親用破木板攔了門,被砸破的玻璃窗用廢報紙糊上。
夏天還好,山風不狂。
一到深秋入冬,侵入骨子裏的寒冷才是煎熬,下雨下雪更是我和母親的噩夢。
逢年過節,她抱著我哭,有風雪從破屋頂落下來。
我媽堵不住,隻能抱著我,她把我的臉貼在她的胸口。
她一聲聲喊我:“兒啊......兒啊......”
仿佛痛苦就此能減輕。
仿佛希望就在眼前。
日子就這樣煎熬著過,我漸漸隨著麥子一茬又一茬生長,初中畢業的時候,我考起了縣裏的重點高中。
我沒有想過不讀書,我媽也沒有想過讓我輟學。
那些親戚一口一個勸我媽,為我家好,為我媽好。要帶我去工廠,去工地,去理發,修電瓶車和學手藝等等都被我媽拒絕。
她總剛毅的說;“我兒子是要有大出息,要上大學的。”
直到真正去了城市,我是靠著助學貸款和母親幾分地的收成上完了大學。
母親仍舊辛苦,累死累活不舍吃穿的為我。
她一年到頭,多數時候用鹹菜就白飯,蠶豆熟了就煮一大鍋蠶豆,拌點鹽,米都不用煮,一吃就是大半月。
蠶豆變味了,她也舍不得丟。
地裏農忙那幾天,母親更是忙得腳不沾地,她炒一鍋幹胡豆,一罐冷水,半夜就著月光還在搓玉米棒。
一粒又一粒,餓了就嚼幹胡豆,有時候也嚼玉米。
幹胡豆到底硬,咽到胃裏像在無數細碎吞鵝卵石子一樣,隱隱作痛。
新玉米一點粉甜,再喝水一就,嘴裏有了味,胃裏卻又像塞著細沙,墜脹。
母親就是那樣,一點一點,從田地裏,從命裏,從骨頭裏熬油一樣熬出我的生活費。
畢業工作後,我本可以留在大城市裏,進入大公司,是母親一個電話打來,說她老了,說人老了,日子可能就不多了。
我知道母親是想念兒子,是孤單太久,渴望遊子歸,在身邊孝順。
我考了公,遵照母親的意思回到小城。
守著母親,守著一個月三五千的工資,一眼望到頭的生活過。
妻子是後我一年考進單位的。
相識很簡單,無非是天真朦朧少女,被單位領導有意無意的暗示占便宜攪得厭倦,鬼使神差,我伸了一把手。
我原沒有任何企圖,隻是長久和母親相依為命,覺這世間女子多不容易。
妻子卻因此對我有好感,常與我同進同出。
漸漸的,我被妻子可愛,純真吸引。她那麼美,像山茶花一樣,朝陽,嬌嫩又溫柔。
妻子不嫌我家窮,也不顧她母親的勸阻。
她母親說;“寡婦帶個兒子,這樣的家庭沒你想得那麼容易。”
妻子卻不顧一切,偷了戶口本和身份證嫁給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