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標準與尺度

我們說“標準”，有兩個意思。一是不自覺的，一是自覺的。不自覺的是我們接受的傳統的種種標準。我們應用這些標準衡量種種事物種種人，但是對這些標準本身並不懷疑，並不衡量，隻照樣接受下來，作為生活的方便。

自覺的是我們修正了的傳統的種種標準，以及采用的外來的種種標準。這種種自覺的標準，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大概多少經過我們的衡量；而這種衡量是配合著生活的需要的。本文隻稱不自覺的種種標準為“標準”，改稱種種自覺的標準為“尺度”，來顯示這兩者的分別。“標準”原也離不了尺度，但尺度似乎不像標準那樣固定；近來常說“放寬尺度”，既然可以“放寬”，就不是固定的了。這種“標準”和“尺度”的分別，在一個變得快的時代最容易覺得出：在道德方麵在學術方麵如此，在文學方麵也如此。

中國傳統的文學以詩文為正宗，大多數出於士大夫之手。士大夫配合君主掌握著政權。做了官是大夫，沒有做官是士；士是候補的大夫。君主士大夫合為一個封建集團，他們的利害是共同的。這個集團的傳統的文學標準，大概可用“儒雅風流”一語來代表。載道或言誌的文學以“儒雅”為標準，緣情與隱逸的文學以“風流”為標準。

有的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表現這種情誌的是載道或言誌。這個得有“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抱負，得有“怨而不怒”“溫柔敦厚”的涵養，得用“熔經鑄史”“含英咀華”的語言。這就是“儒雅”的標準。有的人縱情於醇酒婦人，或寄情於田園山水，表現這種種情誌的是緣情或隱逸之風。這個得有“妙賞”“深情”和“玄心”，也得用“含英咀華”的語言。這就是“風流”的標準。（關於“風流”的解釋，用馮友蘭先生語，見《論風流》一文中。）在現階段看整個的傳統的文學，我們可以說“儒雅風流”是標準。但是看曆代文學的發展，中間還有許多變化。即如詩本是“言誌”的，陸機卻說“詩緣情而綺靡”。“言誌”其實就是“載道”，與“緣情”大不相同。陸機實在是用了新的尺度。“詩言誌”這一個語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原也是一種尺度；後來得到公認而流傳，就成為一種標準。說陸機用了新的尺度，是對“詩言誌”那個舊尺度而言。這個新尺度後來也得到公認而流傳，成為又一種標準。又如南朝文學的求新，後來文學的複古，其實都是在變化；在變化的時候也都是用著新的尺度。固然這種新尺度大致隻伸縮於“儒雅”和“風流”兩種標準之間，但是每回伸縮的長短不同，疏密不同，各有各的特色。文學史的擴展從這種種尺度裏見出。

這種尺度表現在文論和選集裏，也就是表現在文學批評裏。中國的文學批評以各種形式出現。魏文帝的“論文”是在一般學術的批評的《典論》裏，陸機《文賦》也許可以說是獨立的文學批評的創始，他將文作為一個獨立的課題來討論。此後有了選集，這裏麵分別體類，敘述源流，指點得失，都是批評的工作。又有了《文心雕龍》和《詩品》兩部批評專著。還有史書的文學傳論，別集的序跋和別集中的書信。這些都是比較有係統的文學批評，各有各的尺度。這些尺度有的依據著“儒雅”那個標準，結果就是複古的文學，有的依據著“風流”那個標準，結果就是標新的文學。但是所謂複古，其實也還是求變化求新異；韓愈提倡古文，卻主張務去陳言，戛戛獨造，是最顯著的例子。古文運動從獨造新語上最見出成績來。胡適之先生說文學革命都從文字或文體的解放開始，是有道理的，因為這裏最容易見出改變了的尺度。現代語體文學是標新的，不是複古的，卻也可以說是從文字或文體的解放開始；就從這語體上，分明的看出我們的新尺度。

這種語體文學的尺度，如一般人所公認，大部分是受了外國的影響，就是依據著種種外國的標準。但是我們的文學史中原也有這樣一股支流，和那正宗的或主流的文學由分而合的相配而行。明代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自然是這支流的一段，但這支流的淵源很古久，截取這一段來說是不正確的。漢以前我們的言和文比較接近，即使不能說是一致。從孔子“有教無類”起，教育漸漸開放給平民，受教育的漸漸多起來。這種受了教育的人也稱為“士”，可是跟從前貴族的士不同，這些隻是些“讀書人”。士的增多影響了語言和文體，話要說得明白，說得詳細，當時的著述是說話的紀錄，自然也是這樣。這裏麵該有平民語調的參入，雖然我們不能確切的指出。漢代辭賦發達，主要的作為宮廷文學；後來變為遠於說話的駢儷的體製，士大夫就通用這種體製。可是另一方麵，遊曆了通都大邑名山大川的司馬遷，卻還用那近乎說話的文體作《史記》，古裏古怪的揚雄跟《問孔》、《刺孟》的王充，也還用這種文體作《法言》和《論衡》；而樂府詩來自民間，不用問更近於說話。可見這種文體是廢不掉的。就是駢儷文盛行的時代，也還有《世說新語》，記錄那時代的說話。到了唐代的韓愈，提倡“氣盛言宜”的古文，“氣盛言宜”就是說話的調子，至少是近於說話的調子，還有語錄和筆記，起於唐而盛於宋，還有來自民間的詞，這些也都用著說話或近於說話的調子。東漢以來逐漸建立起來的門閥，到了唐代中葉垮了台，“尋常百姓”的士又增多起來，加上宋代印刷和教育的發達，所以那種詳明如話的文體就大大的發達了。到了元明兩代，又有了戲曲和小說，更是以說話體就是語體為主。公安派竟陵派接受了這股支派，努力想將它變成主流，但是這一個嘗試失敗了。直到現代，一個新的嘗試才完成了語體文學，新文學，也就是現代文學。

從以上一段語體文學發展的簡史裏可以看出種種伸縮的尺度。這些尺度大體上固然不出乎“儒雅”和“風流”那兩個標準，可是像語錄和筆記，有些恐怕隻夠“儒”而不夠“雅”，有些恐怕既不夠“儒”也不夠“雅”，不夠“雅”因為用俗語或近乎俗語，不夠“儒”因為隻是一些細事，無關德教，也與風流不相幹。漢樂府跟《世說新語》也用俗語，雖然現在已將那些俗語看作了古典。戲曲和小說有的別忠奸，寓勸懲，敘風流，固然夠得上標準，有的卻不夠儒雅，不算風流。在過去的文學傳統裏，這兩種本沒有地位，所謂不在話下。不過我們現在得給這些不夠格的分別來個交代。我們說戲曲和小說可以見人情物理，這可以叫做“觀風”的尺度，《禮記》裏說詩可以“觀民風”；可以觀風，也就拐了彎兒達到了“儒雅”那個標準。戲曲和小說不但可以觀民風，還可以觀士風，而觀風就是寫實，就是反映社會，反映時代。這是社會的描寫，時代的紀錄。在我們看來，用不著再繞到“儒雅”那個標準之下，就足夠存在的理由了。那些無關政教也不算風流的筆記，也可以這麼看。這個“人情物理”或“觀風”的尺度原是依據了“儒雅”那個標準定出來的，可是唐代中葉以後，這個尺度似乎已經暗地裏獨立運用，這已經不是上德化下的尺度而是下情上達的尺度了。人民參加著定了這個尺度，而俗語的參入文學，正與這個尺度配合著。

說是人民參加著訂定文學的尺度，如上文所提到的，該起於春秋末年貴族漸漸沒落平民漸漸興起的時候。這些受了教育的平民加入了統治集團，多少還帶著他們的情感和語言。這種新的士流日漸增加，自然就影響了文化的麵目乃至精神。漢樂府的搜集與流行，就在這樣氛圍之中。

韓詩解《伐木》一篇說到“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正是“人情物理”，正是“觀風”；這說明了三百篇詩的一些詩，也說明了樂府裏的一些詩。“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自然周代的貴族也會如此的，可是這兩句話帶著濃重的平民的色彩；配合著語言的通俗，尤其可以見出。這就是前麵說的“參加”，這參加倒是不自覺的。但那“人情物理”或“觀風”的尺度的訂定卻是自覺的。漢以來的社會是士民對立，同時也是士民流通。《世說新語》裏紀錄一些俗語，取其自然。在“風流”的標準下，一般的固然以“含英咀華”的語言為主，但是到了這時代稍加改變，取了“自然”這個尺度，也不足為怪的。

唐代中葉以後，士民間的流通更自由了，士人是更多了。於是乎“人情物理”的著作也更多。元代蒙古人壓迫漢人，士大夫的地位降低下去。真正領導文壇的是一些吏人以及“書會先生”他們依據了“人情物理”的尺度作了許多戲曲。明代士大夫的地位高了些，但是還在暴君壓製之下。他們這時卻恢複了文壇的領導權，他們可也在作戲曲，並且在提倡小說，作小說了。公安派竟陵派就是受了這種風氣的影響而形成的。清代士大夫的地位又高了些，但是又在外族統治之下，還不能恢複元代以前的地位。他們也在作戲曲和小說，可是戲曲和小說始終還是小道，不能跟詩文並列為正宗。“人情物理”還是一種尺度，不能成為標準。但是平民對文學的影響確乎漸漸在擴大。

原來士民的對立並不是嚴格的。尤其在文學上，平民所表現的生活還是以他們所“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士大夫生活為標準。他們受自己的生活折磨夠了，隻羨慕著士大夫的生活，可又隻能耐著苦羨慕著，不知道怎樣用行動去爭取，至多是表現在他們的文學就是民間文學裏；低級趣味是免不了的，但那時他們的理想是爬上高處去。這樣，士大夫的文學接受他們的影響，也算是個順勢。雖然“人情物理”和“通俗”到清代還沒有成為標準，可是“自然”這尺度從晉代以來已漸漸成為一種標準。這究竟顯出了人民的力量。

大清帝國改了中華民國，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配合著“五四”運動畫出了一個新時代。大家擁戴的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就是民主與科學。但是實際上做到的是打倒禮教也就是反封建的工作。反封建解放了個人，也發現了民眾，於是乎有了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前者是實踐，後者還是理論。這裏得指出在那個階段上，我們是接受了種種外國標準，而向現代化進行著。這時的社會已經不是士民的對立，而是封建的軍閥官僚和人民的對立。從清末開設學校，受教育的人大量增多。士或讀書人漸漸變了質；到這時一部分成為軍閥和官僚的幫閑，大部分卻成了遊離的知識階級。知識階級從軍閥和官僚獨立，卻還不能跟民眾聯合起來，所以是遊離著。這裏麵大部分是青年學生。這時候的文學是語體文學，開始似乎是應用著“人情物理”“通俗”那兩個尺度以及“自然”那個標準。然而“人情物理”變了質成為“打倒禮教”就是“反封建”也就是“個人主義”這個標準，“通俗”和“自然”也讓步給那“歐化”的新尺度；這“歐化”的尺度後來並且也成了標準。用歐化的語言表現個人主義，順帶著人道主義，是這時期知識階級向著現代化的路。

“五卅”運動接著國民革命，發展了反帝國主義運動；於是“反帝國主義”也成了文學的一種尺度。抗戰起來了，“抗戰”立即成了一切的標準，文學自然也在其中。勝利卻帶來了一個動亂時代，民主運動發展，“民主”成了廣大應用的尺度，文學也在其中。這時候知識階級漸漸走近了民眾，“人道主義”那個尺度變質成為“社會主義”的尺度，“自然”又調劑著“歐化”，這樣與“民主”配合起來。但是實際上做到的還隻是暴露醜惡和鬥爭醜惡。這是向著新社會發腳的路。受教育的越來越多，這條路上的人也將越來越多，文學終於要配合上那新的“民主”的尺度向前邁進的。大概文學的標準和尺度的變換，都與生活配合著，采用外國的標準也如此。表麵上好像隻是求新，其實求新是為了生活的高度深度或廣度。社會上存在著特權階級的時候，他們隻見到高度和深度；特權階級垮台以後，才能見到廣度。從前有所謂雅俗之分，現在也還有低級趣味，就是從高度深度來比較的。可是現在漸漸強調廣度，去配合著高度深度，普及同時也提高，這才是新的“民主”的尺度。要使這新尺度成為文學的新標準，還有待於我們自覺的努力。

原載一九四七年三月九日《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