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獨立策劃人兩年有餘。在出版這條路上經曆貝塔斯曼書友會采購、貝塔斯曼出版策劃、磨鐵總編輯、漫友副總編輯幾站,出版行當的職業經理人生涯沒過千帆也差不了多少。當走出漫友之時,到一家圖書企業做高級打工仔這事在我的字典裏算是成了過去時。不妨對兩者進行一番比對,這樣好理解我為何不做職業經理人而樂意做個獨立策劃人。前者的優勢是穩定,按月取酬,按年提成;劣勢是隻能為一家企業謀事。後者的劣勢是不夠穩定,策劃版稅的結算時間基本與作者版稅結算時間同步,缺少定性,加上我好說話,不會去刻意催促合作方,就會有一兩個月無收,收一次可能來個十幾萬幾十萬的局麵。優勢是合作方的數量沒有上限,操作的項目從理論上講也沒有上限,對於我這種隻要有需要就有好策劃的“金腦”,這個優勢能夠最大化地實現我的智能產出,不浪費或少浪費智慧、青春和生命。收益方麵,做職業經理人年收入再高也有限,獨立策劃人身份能折騰到什麼份兒上一看能耐,二無可限量,因此也就格外誘人。
通常意義上的獨立策劃人即不依托於某機構的策劃人,職責是負責為合作方策劃選題。我的“勢力範圍”更大一些,或者說我在摸索獨立策劃人能做到什麼份兒上。我在《未來十年出版熱門職業預測》一文中這樣勾畫出版行業職業版圖的裂變軌跡:以內容提供商、出版方、投資方、發行方、封麵設計師、營銷專員組成的粗放型職業,在未來十年將細分為策劃人、版權代理人、內容設計師、經紀人、出版方、投資方、發行方、平麵設計師、聲訊視效設計師、媒介設計師、陳列師、聲優、模特、媒體經理(公關)、炒手、買手、危機公關、政府公關、活動托、水軍、版權律師、討債人、職業規劃師、業務培訓師、分析師等行當。獨立策劃人的手可以伸多遠?我的手至少伸到了策劃人、版權代理人、內容設計師、經紀人、設計指導、媒體、炒手、危機公關諸領域。
我在正式進入出版界之前也可以算作獨立策劃人,為出版社和民營公司策劃和實施選題。學生“編書”是清華、北大、人大的風氣。我那時是策劃兼具體實施,做了《清華九十年美文選》及其他多種大學讀本、名人傳記、女性主義MOOK(雜誌型圖書)、幼教讀物。我的一首長詩《我們期待所有響亮的日子》被曹文軒教授選入《21世紀中國文學大係》,被吉林省選為中考作文考題,被十數屆中學生在高考模擬考試等大小考試、習題中咬嚼,許多孩子因此愛上了這首詩,除了在朗誦會上頻繁唱誦,還成為一些孩子的勵誌詩,伴隨了他們的青春成長。這就是出版之魅。我做獨立策劃人的得意之處還在“命題作文”,即前麵說到的“內容設計師”身份,命題、設定人物、劃定情節、斧正講述心態語態語言、遴選最佳寫作者,頂端優勢因此變成現實。考古學、曆史學大家李學勤教授總顧問的“新二十四史”“曆史中國”叢書,橫跨曆史、社科、文化、虛構領域的大型叢書“東方西方”,多類別多方向的熱門小說,都是我命題的產物。
都說做書就應該坐鎮北京,因為北京有文脈有氛圍。貝塔斯曼時期我在上海,漫友時期我在廣州——我的職業生涯證明,不在北京,一樣可以風生水起,文脈和氛圍沒那麼唬人。而今做獨立出版人,合作方在天南地北,作者更是五湖四海,遠的已在國門之外。網絡時代的優點是便捷性,世界因此變小了,因為有網絡,有電話。需要溝通洽談,沒什麼不能通過網絡或電話解決的。因此,人人爭說的北京優勢論在我這兒不成立,我做我這塊工作方方麵麵毫無空間阻滯感。北京我是要回去的,但促成我返京的一定是個上佳的契機。我返京的目的也是對北京冬天的眷戀,對北京金秋的向往,順便把北京的春夏給愛了。從1707年即已建園的清華園,迄今已有304歲,清華也剛剛度過自己的百歲校慶。陳夢雷主編我國最大類書、世界最大百科全書《古今圖書集成》即在此園孕育、誕生。而今清華園是康熙朝所建皇家園林中唯一的幸存者,康熙禦筆“熙春”仍然留存在工字廳內,講述著文化之魅。我在清華求學十年,其間學了水工建築本科、法學(輔修)、編輯出版雙學位、現當代文學碩士,職業的源頭活水即來源於那裏,最好的青春留在了那裏,因此感情匪淺。離北京近一點兒,離清華近一點兒,更多是心理“歸位”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