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內憂與外患是孿生兄弟

明朝“第一相”張居正去世的時候，給萬曆留下的，是一個殷實的家底。由於“一條鞭法”利國便民，到萬曆十年（1582），太倉（國家倉庫）糧食可支用十年，國庫存銀近八百萬兩。在政治、軍事等方麵，也是一派大國氣象。官吏勤於政事，“四夷”無不賓服。從那時候起，萬曆帝要是稍有一點兒明君的樣子，就算他說出“真想再活五百年”的狂言，也不是太離譜。

但是，大國運祚，也如逆水行舟，隻要有二三十年國主不謀正事，國勢眨眼間就會稀裏嘩啦地垮下去，任你使了吃奶的勁兒，也是回天乏術。

萬曆後期的大明，君臣幹的都是不太正經的事，國家也就漸漸生出了三大毒瘤。

哪三個呢？一是“黨爭”，二是“礦稅”，三是“遼事大壞”。

這三大毒瘤，由內到外，由上至下，把如日中天的大國搞得千瘡百孔、不堪一擊。

國運走下坡路的時候，往往就是黨爭起、賦稅重、民怨興、外患至。內憂外患，就像兩個持刀的孿生兄弟，至於誰砍下了最後那要命的一刀，其實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大明這個爛透了的龐然大物，已經到了一刀就足以斃命的程度了。

在這裏，我們稍微先費一點兒筆墨，把這三大毒瘤分別說一說。

明末的黨爭，主要指東林黨與浙黨、閹黨之間的鬥爭。萬曆十年（1582）以前，控製朝政的，或是強勢皇帝如嘉靖，或是強勢首輔如高拱和張居正，哪會有人敢鬧小派別？

萬曆十三年（1585）後，皇帝不大管事了，朝政日益敗壞，廷臣也就有了門戶之別，這就是所謂黨爭。這裏所說的“黨”，與現代社會的政黨含義不一樣，指的是官僚的派別。

明末黨爭裏，最重要的一方是東林黨，之所以名為“東林”，得名原因很有些風雅。萬曆三十三年（1605），吏部郎中顧憲成被革職，隨後與誌同道合的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他家鄉無錫東門外的東林書院講學。

他們這種講學，不是為了普及《論語》，也不空談心性，而是重在“經世”，也就是想著怎麼樣能夠治國。他們諷議朝政，品評人物，抨擊當道，以天下清流自居。這個姿態，在當時很得人心。《明史·顧憲成傳》裏說，不得誌的知識分子和下野官員，都紛紛跑來投靠——可算找到“精神家園”了。據說，當時把東林書院的客舍都給住滿了。

顧憲成這一批精英，號稱“東林八君子”。在他們的帶領下，江浙一帶的文士，集會立約，互稱“同誌”。東林同誌們的活動，得到了淮陽巡撫李三才的支持。朝中有些官員，如趙南星等人，也願意與之結納。

與他們相對立的官員們看不慣，指其為朋黨，詆毀他們是“東林黨”。

所以東林黨這個稱呼，一開始是個惡名，後來叫開了，才慢慢變香了。

東林一派的官員，一開始聽著也嫌刺耳，於是反唇相譏，按地域給人家取諢名，斥對方為齊黨、浙黨、楚黨。

由此，東林黨與三黨相互傾軋，爭鬥不止。而那一邊的齊、浙、楚三黨之間，也有矛盾，但都以攻擊東林、排斥異己為能事，結成了聯合戰線。

三黨中浙黨勢力最大，內閣首輔沈一貫、方從哲，都是浙黨的首領。到了萬曆末年，三黨的人相繼執政，將東林黨人從朝中一掃而光。

東林黨一時受挫，似難以翻身。但事有偶然，後來東林一派裏有個監生汪文言，設計離間齊、浙兩黨官員，造成他們內訌，使東林黨官員在天啟初年又逐漸得勢。東林黨人葉向高、鄒元標、楊漣、趙南星等人，一手把持朝政，三黨一度受到排斥。

遺憾的是，這一段風光並不長久。很快，以魏忠賢為首的閹宦與部分官員勾結，形成了所謂“閹黨”。這個閹黨，名字不好聽，但能量極大，致使東林黨遭受重挫，上演了明末的一場大悲劇。

明末黨爭，最初是從萬曆二十一年（1593）的“京察”開始的，一直到明亡後的南明弘光小朝廷，就沒有停過。無論政治、軍事、錢糧，什麼事都要爭論不休。前麵已經講到的國本之爭、三王並封之爭、福王就國之爭，還有那個驚心動魄的梃擊案，都是明末朋黨之間長期爭論不休的話題。

說到東林黨人，大多為正人君子，其目的，無非想重建道德權威，挽救頹局。由於他們富於人格魅力，才學與道德均屬上佳，故而無論是言還是行，都頗能激勵人心。

這個黨爭，看起來好像很能激活政治，防止僵化。可是，在皇權製度下，黨爭不可能形成現代民主政治，即便東林官員們唱的是道德高調，到最後，也大多變成黨同伐異的借口。高調之下，有不少行為太過偏狹，以現代的眼光來看，好像僅僅就是為了與人爭鬥以圖痛快一樣。

東林一派的成見太深，排斥異己太甚，把不少可爭取的人，都推到閹黨一邊去了，這也是東林黨最終敗給了閹黨的原因之一。

此外，東林黨人受出身局限，建言多為書生議政。在台下時，批評人家頭頭是道，上台之後，卻無張居正的施政本領，在晚明，一再錯失扭轉大局的良機。

綿延幾十年的黨爭，使大明的行政機器其實已處在半癱瘓狀態。梁啟超先生有個好比喻，說是明末黨爭，好比兩群冬烘先生打架，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

這話是有道理的。一般的言官，隻要陷入黨爭，就不惜誇大其詞，混淆是非。最叫人痛心的一個例子，是在邊帥的任用上，由於黨爭掩蓋了對賢愚的判斷，以致遼東軍事屢次出現用人不當。你犯錯，人家可不犯錯，建州女真就這樣趁勢而起，給大明套上了一道致命絞索。

近世更有人認為，黨爭紛亂如麻，肯定是要有人出來收拾局麵的，後來魏忠賢的專權，起的就是統一政治的作用。這個說法，也是一種看問題的角度。

明末的黨爭，實際是政治精英的內耗，即使在“三黨”中，也有政績與才幹原本很不錯的官員，但是一旦卷入黨爭，力量就都用到如何整人上麵去了。

就這樣，皇帝怠政，官僚紛爭，一個龐大的國家失去了權力重心。張居正時代那種政令統一、上下齊心的局麵，已恍如隔世。

國家中樞的控製力弱了，下麵又是民變四起，強鄰也悄然坐大，國家安得不亡？故此，說黨爭是明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也不為過。

再來看看明末的第二個毒瘤——礦稅。

這是萬曆帝的發明。“礦”，指的是派太監到全國各地去開礦。“稅”，指的是派太監到各地去額外征稅。開礦和征稅，其實都是為了斂錢。

萬曆這個皇帝，不僅以懶聞名，且以貪財聞名。正如明清史研究名家孟森先生所言：帝王之奇貪，從古無若帝（萬曆）者。萬曆帝之所以派太監去搞礦稅，就因為太監不是士大夫，沒有法製觀念，可以極盡搜刮之能事。

諸位可能會奇怪：貴為皇帝，為什麼還要貪財？因為他日常花得太多了！

萬曆年間，曾有三次大的軍事行動，叫作“三大征”，即：對內平定寧夏、播州叛亂，對外援朝抗倭。這一動兵，就把張居正攢的家底全花光了。可是萬曆帝並未收手，他還要建自己的陵墓，冊封太子與諸王，舉行太子冠婚儀式，重修幾個大殿，哪一項都需要大把的銀子。

國家沒錢，萬曆不在乎，他沒有這個概念，出手還是大方得很。光是太子冊封與冠婚大典，就花去白銀九百多萬兩，抵得上整個大明政府三年的花費。

萬曆總覺得，天下還有數不清的銀子沒搜刮上來。他派太監去斂錢，就是為了繞開行政係統，拿到的錢直接入內廷，不與中央財政分享。

用這個開礦的辦法弄錢，其實有點兒猴急，萬曆卻說得很堂皇，說是他不忍加派給小民。

話說得好，但實際執行起來，卻不是那麼一回事。因為派去的太監，自幼生長在深宮，對經濟、民生一竅不通，哪裏會懂開礦？不過是貪贓枉法，橫行霸道，一味擾民而已。

天下之土，豐瘠不均。有的地方開不出礦來，礦稅太監就責令富戶或者地方官府承包，不足之數，則要賠償或以財政抵頂。結果，開礦成了變相的攤派。

那些征稅太監，也是百姓的一害。他們與地方關稅不相協調，對行商們重複征稅。當時在長江上往來的商船，一日之內，就要過五六道稅卡，雁過拔毛，毫不客氣。

礦監在各地鬧得雞飛狗跳，但征上來的礦稅銀，卻不是很多。從萬曆二十五年（1597）到萬曆三十四年（1606），交上來的才有五百六十九萬兩。原因就在於，各地礦稅太監幾乎沒有不貪汙的。所得銀兩給皇帝的十之一二，暗入私囊的十之八九。若按上交百分之二十算，落進太監腰包的銀子，就有三千多萬兩，皇帝隻不過拿了個小頭兒。

這是典型的聰明奴才坑了傻主子的案例。

礦監的這種貪汙，等於有個“第二政府”在搜刮和花錢。那麼，錢從何出？百姓又怎生承受得了？

最要命的是，這些礦稅太監出了皇城之後，口含天憲，胡作非為，沒人能管得了。史書說他們掘人塚，壞人廬，淫人室，蕩人產，劫人財，簡直就是一群穿黃袍的土匪！

《明神宗實錄》裏，詳細講了他們勒索富戶的辦法：礦稅太監下到地方，今日枷一人，說你如此之富是因為違法；明日關一人，說你家裏肯定藏有珍寶。凡是殷實的人家，馬上就給你羅織罪名。逮住之後，先不審訊，用鐵索鎖住脖子，手腳戴枷，讓你遊街。而後把你關到船上的水牢裏泡著，不給飲食。太監則假裝上岸離開，把你交給皂隸看管，一日打你十幾遍，備極慘毒。打得你求死不得，無奈，隻能傾家蕩產，求得活一命。

據記載，在山東，礦稅太監曾經在三天內抓了富戶五百人，大肆勒索。這難道不是皇家派來的土匪嗎？

礦稅太監在地方淩駕於官府之上，驅使地方官吏有如使喚奴隸，稍不如意，則辱罵、鞭笞、用刑，無所不用其極。太監的爪牙，甚至有白晝持刀闖入縣衙大堂毆打官吏的。

這些惡行，引起了官僚集團的反感與抵製。無論在朝中還是地方，官員們紛紛上疏，指斥礦稅的弊端。萬曆三十六年（1608），有吏部左侍郎楊時喬，反映遼東的情況時說：民之幸免荼毒者百無一二，而輕生思亂者已有八九！

時任鳳陽巡撫的李三才上疏說：自興礦稅以來，萬民失業。征稅之使，急於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上下相爭，唯利是聞。然而，皇上愛珠寶，民亦要溫飽；皇上愛萬世，民亦戀妻兒。為何皇上欲黃金高於北鬥，而不使百姓有糠秕升鬥之儲？皇上欲為子孫萬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試看典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亂者，可有嗎？

據《明史》記載，自閣臣趙誌皋、沈一貫以下，反對礦稅的奏疏不下數百道，萬曆一概留中不發。凡地方官與礦稅太監起衝突的，萬曆總是聽信太監的誣陷，把大批敢為民請命的官員投入詔獄。

礦監和稅監不僅敲詐勒索，還肆意殺人，辱人妻女。他們以百姓為草木、為瓦礫，似乎人可以不吃不喝，而且還不知痛苦。但是，草民雖然微賤，總還要活一口氣，在沒有活路的日子裏，人們就要想辦法來活了！

無休止的敲詐與搜刮，終於激成了明末勢如燎原的“民變”。

百姓在忍無可忍之下，聚眾鼓噪，包圍和燒毀礦監的中使衙門，驅逐、毆打太監及其幫凶。

萬曆二十七年（1599）四月，有臨清民變。小販王朝佐，不堪忍受欺淩，前往稅監馬堂的衙門砸門，欲與之交涉。四千餘名小民呼嘯追隨，包圍了衙門，最後一把火燒掉了衙署。

同一年的十二月，有湖廣民變。武昌、漢陽數萬受害市民，會聚在撫按衙署門前，擊鼓控訴。後又遊行至太監陳奉的稅監府，一擁而入，扔磚放火。

萬曆二十九年（1601）六月，有蘇州民變。作坊織工數千人聚集，推出昆山人葛成，為眾人首領，包圍了稅監孫隆的衙署，毆斃其爪牙多人。

萬曆三十四年（1606）正月，有雲南民變。地方衛所指揮（低階武官）賀世勳、韓光大等直接參與，率萬名冤民衝入稅廠，處死了稅監楊榮及其黨羽二百多人，投屍於烈焰之中。萬曆帝聞訊後惶恐不安，為之不食多日。

這僅僅是比較典型的幾例。

明末的礦稅暴政，不僅激化了政權與民眾的矛盾，還導致了皇權與官僚集團的衝突。代表皇帝的太監如此瘋狂地殘民、刮民，使皇權的神聖性與合法性蕩然無存，百姓視皇家為閻羅，視生存為煉獄。大量下層官員也開始與皇權離心離德，整個國家的統治，已開始分崩離析。

各地頻繁出現的民變，由於法不責眾，最終隻能處置一兩個為首的鬧事者了事。這恰又暴露了皇權的虛弱，給後來大規模的農民造反埋下了伏筆。

最讓人詫異的是，這個搞得天下沸騰的惡政，其搜刮來的銀錢，絕大部分是供萬曆賞賜兒子福王用的。錢是弄到了一點兒，但國家也眼看就要完了。後來，那位體重三百斤的福王，就是喪命於李自成的農民軍之手，其肉被農民軍和鹿肉一起煮吃了。

萬曆如地下有知，該作何想？銀錢滾滾，可保得了子孫嗎？

所以，清人趙翼說：“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雲。”這是說到了礦稅亂政的要害上。

最後，我們再來說說明末的第三大毒瘤——遼事大壞。

明代把東北方麵的防務和經略，叫作“遼事”，在萬曆朝的後期，這個詞，指的是對建州女真的攻防事務。

女真的崛起，是萬曆年間新出現的一大憂患。

在萬曆朝以前，大明的百年邊患，一直是蒙古部落（韃靼）的襲擾，女真部落還成不了什麼氣候。

對女真各部落的控製，在明朝可謂源遠流長。早在永樂年間，大明就在黑龍江西來支流亨滾河（在今俄羅斯境內）的河口對麵，建立過奴爾幹都司。這是個軍政合一的基層政權，專為鎮撫女真所建。雖然到宣德年間衰落了，但明朝對女真的羈縻，始終沒有放鬆。

總的政策就是：以軍威震懾為主，輔以授銜、互市等恩惠手段。這一政策，實踐證明相當管用。特別是自隆慶四年（1570）起，遼東總兵李成梁鎮守遼東二十二年，對女真各部又拉又打，分而治之，女真一度崛起的勢頭被徹底打垮。

當代有史家在分析萬曆末年的遼事時，說遼東的平安，一是取決於邊帥對女真的駕馭手法是否得當，二是女真方麵必須是安於現狀，不能出野心家。

在萬曆的後期，這兩方麵恰恰都出了問題。一是李成梁在第二度出任遼東總兵時，對女真處置失當；二是女真恰恰出了一個有雄才的部落首領努爾哈赤。

李成梁的祖上是朝鮮人，在高祖一輩就歸順了大明，世代為將。李成梁鎮遼，前期是立有大功的，先後奏大捷十次，打得遼東的韃靼狼狽不堪，那時的女真根本不足為患。

可是李成梁的名望漸高之後，也有一些臭毛病，最主要的就是驕奢無度，貪汙腐敗。他長期壟斷遼東的軍用物資、馬政、鹽課和市賞。史稱，全遼商民之利，盡入其囊中。為鞏固自己在遼東的地位，他又把貪汙來的錢遍賄權門，結納朝臣。朝中的關鍵人物，沒有不沾他好處的，連宦官都樂於為他通風報信。

到後來，發展到敵騎入境後，他擁兵觀望，掩敗為勝，濫殺邊民冒功。終於在萬曆十九年（1591）被參倒。在他離職的十年間，遼東八易其帥，沒有一個能勝任的。建州女真出現的豪傑人物努爾哈赤，就是在這一期間，趁勢統一了女真各部，成了一股不可小瞧的勢力。

努爾哈赤，姓愛新覺羅，家族屬於建州女真的寧古塔部，就住在今遼寧省新賓縣永陵鎮費阿拉一帶。他的祖父和父親，都不是什麼顯赫人物，可能是指揮使一類的頭目。他本人的身世也很平常，十歲不幸喪母，老爹娶了後娘，這位後娘又虐待他。

從十五歲起，努爾哈赤寄居在其外祖父、建州首領王杲家。後常到撫順、清河(今遼寧省本溪市北清河城)等地經商，廣交朋友，學會了蒙古語、漢語，愛看《三國演義》及《水滸傳》，從中學習韜略兵法，漸漸熟悉了遼東的山川形勢。十八歲時，隸屬於李成梁部，屢立戰功，很受李的器重。

萬曆十一年（1583）二月，其祖父覺昌安、其父塔克世，隨李成梁進攻古勒城，打擊建州女真部落首領阿台。兩人為明軍的向導，不料在戰亂中，被明兵誤殺。也就在這一年，努爾哈赤脫離了李成梁獨立，以“遺甲十三副”起兵，開始了統一建州女真的過程。

到萬曆十五年（1587），努爾哈赤在老家費阿拉“定國政”。萬曆二十一年（1593），擊敗九部聯軍，統一了建州女真。到萬曆四十四年（1616），終於幹出大名堂來了——努爾哈赤以新賓的赫圖阿拉為都城，建立“大金”，自稱汗王，建年號“天命”，開始與大明分庭抗禮。

隨著大明帝國病入膏肓，自萬曆四十六年（1618）夏天起，萬曆帝也一病不起。到萬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終於駕崩，扔下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走了。

這位體態肥碩的皇帝，在位共四十八年，享年五十八歲。一生最後的三十多年裏，一步也沒離開過紫禁城。

在駕崩的當天，萬曆發了一份遺詔，對自己四十八年的秉政做了深刻反省，尤其是對奏章滯留、礦稅繁劇、民生日蹙、邊釁漸開等弊端，表示了“不勝追悔”，並提出了若幹條補救措施。

這道遺詔，究竟是萬曆在最後時刻的良心發現，還是中樞大臣按自己的意圖為皇帝代擬的，不大好分辨。其中比較令人驚異的，是遺詔居然同意“宜多發內帑以助軍需”。從來是一毛不拔的萬曆帝，竟願意動用自己的私房錢支援前線，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就在前一年進剿遼東時，軍餉不足，兵部請求發內帑接濟，萬曆還曾堅決拒絕過。

這個彎子，怎麼會轉得這麼急？

在萬曆死後的三天內，大臣根據遺詔，就兩次發內帑二百萬兩銀以充軍需。要是他還活著，這是根本不可能的。

過去打仗，錢不夠怎麼辦？讓老百姓出。別的時候想不起老百姓，到征稅的時候絕對漏不掉。在萬曆四十六年（1618）、萬曆四十七年（1619）這兩年中，為籌集遼餉，朝廷就曾三次加征天下田賦。

因此，後世有史家斷定，萬曆臨死時的這個懺悔書，必是大臣們的傑作。

萬曆走了。他充滿矛盾的一生，留下了無數的功過毀譽，供後人們去爭論。在他執政的初期，也就是所謂“萬曆新政”的十年，曾是大明帝國行政最有效、經濟最富庶的時期。可是他非要在張居正死後，清算這位千載不遇的英明首輔，開啟了門戶之爭。他在前期，尚能勵精圖治，很像個有為明君的樣子；後期卻不理朝政，寵信鄭貴妃，致使政府機構長期半癱瘓。

老子《道德經》說：“治大國，若烹小鮮。”說的是，大國雖大，卻像小魚一樣不經折騰。古代聖人說話，邏輯性雖不強，但經驗老到。一個政策之誤，百姓就不知要受多少年的苦，何況三十多年瞎胡鬧。

一個世界頭號帝國，就在萬曆的手中，從蒸蒸日上到日暮途窮。他的兒孫們，就是再稟賦異常，也救不了大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