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海弄潮

呂不韋並不是趙國人，他的家鄉在邯鄲以南數百裏。可是，在那兵荒馬亂的年頭，他卻不辭辛苦，急急忙忙地奔往邯鄲。

他從哪裏來？

他為何而去邯鄲？

說起來話長。呂不韋是古代一個有聲望家族的後代，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傳說中的炎帝時代。據說，炎帝之裔、伯夷之後因有功而被封於呂（今河南省南陽市西），子孫就以呂為姓，其中就有呂不韋的遠祖。

公元前11世紀，呂氏門中出了一個大人物，從而使呂氏族譜耀然生輝。

那是殷朝末年，在渭水上遊的磻溪河畔（今陝西省寶雞市北部磻溪河），有一位老者在垂釣。隻見這老翁手持釣竿端坐岸邊，兩眼凝視滔滔東去的河水，動也不動，像一座石雕。三天三夜過去，老翁連一條魚也沒有釣到。原來，這老翁所持的漁竿根本沒有釣鉤，當然不會有魚被他釣上來。此人就是曆史上有名的薑太公。薑太公字子牙，原名呂尚，是呂氏祖先中第一個顯赫人物，他之所以無鉤而垂釣，其心並不在魚，而是別有所求。當時，正是殷朝末年，殷王紂暴虐無道，民不聊生。在殷人統治區域的西方（今陝西省岐山縣、鳳翔區一帶），有一個周族，趁殷朝統治腐敗之際發展起來，這一支以農業經濟為主的民族，社會經濟進步很快，並不斷向東擴展，欲取殷而代之。但開始時，新興的周族畢竟敵不過有數百年統治經驗的殷人強大的武力，屢遭殷人的打擊。率領周人發憤向東擴展的周文王尚未行動，就被殷王囚禁起來。據說周文王被囚在羑裏（羑音“有”，在今河南省湯陰縣），曾潛心研究古代流傳下來的八卦，作《周易》。後來，文王從囚禁處返回周人住地，就決心積蓄力量推翻殷商的統治。為此他訪賢求才，果然在渭水邊遇到薑子牙，交談之後兩人相見恨晚，文王拜薑尚為師，共同籌劃伐殷大業。不久，文王去世，其子武王繼位。薑太公以“師尚父”之尊輔佐武王，終於率領周人及其各族人推翻殷商王朝，在公元前11世紀建立了西周王朝（前11世紀至前8世紀）。薑子牙（呂尚，薑尚）不僅能在亂世之時審時度勢，順從潮流從而取得不朽功業，而且他本人確有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的韜略，流傳至今的一部古代兵書《太公兵法》，就是記載呂尚用兵之術的軍事專著。

機遇加韜略，是呂尚成功的兩大因素。八百年後，呂氏門中出現的呂不韋也是靠這兩條發跡的。

人世間的某些規律不斷重現於曆史發展的長鏡頭之上，似乎有意向人們昭示著什麼。

西周建立之後，呂尚被封於齊，稱薑姓，呂姓反倒逐漸被人淡忘。而原來呂氏集中的呂國，也不知何故而被除國。從此，呂姓後裔輾轉流徙四方，散布中原各地。

從公元前770年開始，曆史進入了“春秋時代”。那時候，經曆了數百年之久的西周王朝已開始走下坡路，“禮崩樂壞”。統一的天下實際上已分裂為數十個大大小小的諸侯國。周天子雖名義上仍是“天下共主”，事實上各地諸侯多不服從朝廷的號令。各諸侯國的君主又常常打著“尊王攘夷”的旗號，借維護周天子“共主”地位的名義相互攻伐，攻城略地，借以擴大本國的地盤。到後來“尊王”的招牌也不要了，公開廝殺。這種“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爭霸戰爭一直持續了三百多年，到公元前400多年，戰爭打得愈來愈大、愈來愈頻繁，以致後來的人們把此後的二百餘年，直至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以前的這段時間，稱為“戰國時代”。呂不韋生活的那個年月，已經到了戰國的末期。經過長期的吞並戰爭，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主要有七個大國，那就是：楚國，占據長江流域的中部，其疆域從今四川省東端起，有今湖北省全部和今湖南省東北部，今江西省、安徽省北部，今陝西省、河南省、江蘇省的一部分，國都是郢（今湖北省江陵縣西北的紀南城），曾是七國中疆域最大的一國。僅次於楚國的是秦國。秦國原來很小，最初僅占據今甘肅省東南部一小塊地區，但到呂不韋生活這個年代，秦已由一個“西戎小國”發展到擁有函穀關（今河南省靈寶市附近）以西的大國，國都在鹹陽（今陝西省鹹陽市東北）。其領土包括今陝西省、甘肅省主要地區，尚有小部分土地伸入今河南省境內。楚、秦以外的大國還有趙國（在今河北省東南部及山西省、山東省、陝西省的一部分），國都在邯鄲（今河北省邯鄲市）；齊國（在今山東省偏北，兼有河北省東北部），國都在臨淄（今山東省淄博市東）；燕國（在今河北省北部及今遼寧省、山西省一部分），國都是薊（今北京市西南）；魏國（在今陝西省、山西省、河南省交界處，其大部國土在今河南省中部），國都大梁（今河南省開封市）；韓國（在今山西省東南部及河南省中部），國都鄭（今河南省新鄭市）。以上這楚、秦、趙、齊、燕、魏、韓七個大國，就是所謂“戰國七雄”。除這七個大國以外，還有一些小國，如宋、魯、鄭、衛、莒、周、杞、蔡、郯，等等。

那位行色匆匆趕赴邯鄲的呂不韋，就是居住在衛國的呂氏後裔。應當算作衛國人。

衛國早先也是個大國。公元前11世紀西周王朝建立之初，周武王封其弟康叔為衛君，建都朝歌（今河南省淇縣）。春秋時代的衛國，上層腐敗，政治混亂，公元前660年被翟國打敗，後來靠齊國幫助，將國都遷到楚丘（今河南省滑縣），從此成為無足輕重的小國。公元前629年又遷往帝丘（今河南省濮陽市西南）。戰國時帝丘改名為濮陽，呂不韋的家鄉就在這裏。

在春秋戰國的四百餘年中，衛國的國君一個比一個昏庸、無能，在衛國的曆史上留下一連串令人齒冷的醜行記錄。其中突出的有衛宣公（前718—前700年）。這個老色鬼為兒子仍娶妻，娶的是齊國女子。接來一見齊女貌美，宣公竟將這個兒媳奪過來變成自己的妾。後來，宣公害怕兒子對自己不滿，又密令強盜殺死自己的兒子仍。後世的衛懿公的行徑更是荒唐，他淫樂奢侈無以複加，竟給養在宮中的鶴建造豪華的軒車。這些動物神氣活現地乘著高軒華輦，比王公貴族還排場地炫耀於國人麵前，令國人怨聲載道，氣憤至極。

公元前660年（懿公九年），狄兵攻衛，懿公慌忙召集國人出征。但憤怒的國人沒有一個願替他賣命的：“請您讓那些鶴去打仗吧!”國人對懿公說：“鶴乘著那麼好的軒，比我們的待遇高多了。我們哪裏能作戰呢？”結果那些乘軒的鶴絲毫沒給國君幫什麼忙，懿公被入侵的狄兵殺死，在曆史上留下笑柄。以後的國君獻公、靈公、出公、莊公、悼公、昭公、懷公等都是無能之輩，使衛國國勢江河日下。到戰國中期，衛國已經成為任人宰割的小國。有遠見的人已對衛國失去希望，連國內的一些王公貴族和政治家都紛紛流向其他諸侯國，其中生於衛國左氏（今山東省曹縣北）的吳起（？—前381年）就是一個傑出的人才，但他在衛國無用武之地，很早就離開本土，先在魯國、後到魏國為將，都立有戰功，最後到楚國輔佐楚悼王實行變法改革，為使楚國強大立下了不朽功勳。衛國的公子王孫衛鞅（商鞅）也是有謀略的政治家。他同樣不留在衛國，而先到魏國，又投奔秦國，自公元前361年至前338年協助秦孝公在秦國實行變法，使秦國由落後的小國一躍成為先進強國，奠定了統一中國的基礎。可見，衛國並非沒有人才，隻是由於國內政治腐敗，而使衛國人才外流，成為一個曆史趨勢，結果，人才愈外流國勢愈弱，國勢愈弱人才愈留不住。

在呂不韋出生之前，衛國衰落日甚一日：公元前356年（衛成侯十六年），衛國國君的地位已由“公”被貶為“侯”。再過二十餘年，即公元前330年（衛嗣君五年），衛侯又被貶為衛君。國土更加縮小。

衛嗣君之後是衛懷君統治時代（前282年至前252年），呂不韋就是在這風雨飄搖的時代誕生於濮陽的。

幼年時代的呂不韋，耳聞目睹自己國家的衰敗，感受到弱肉強食的殘酷現實。這時，經過商鞅變法強大起來的秦國，正蠶食鯨吞地向關東擴展領地，而關東各國也在相互攻伐。在各大國攻伐中，又產生了“合縱”“連橫”的運動。所謂“合縱”即“合眾弱以攻一強”，就是許多弱國聯合起來抵抗一個強國。這種活動主要是在關東的韓、趙、魏、齊、楚、燕之間展開，目的是對付秦軍的東進。所謂“連橫”，就是“事一強以攻眾弱”（《韓非子·五蠹》），即由一強國拉攏一些弱國來進攻另外的弱國。這主要是秦國使用的外交策略，以達到其兼並土地的目的。而小小的衛國處於各國“合縱”“連橫”的夾縫之中，常常是被淩辱、被兼並、被蠶食的對象。大約在呂不韋一兩歲時，衛國的國君衛懷君去朝拜魏安釐王。這原是小國討好大國的表示，不料懷君一去即被魏國囚禁起來，隨即殺掉。然後，魏國竟擅自做主立元君為衛國國君。因為元君乃是魏安釐王的女婿。魏國在強大的秦國進攻麵前雖節節敗退，而在弱小的衛國麵前卻稱王稱霸，這正是戰國時代各國之間的外交準則。此時的衛國已成了魏國的附庸。而衛國的國土實際上也隻剩下濮陽一地了。

提起呂不韋的故鄉濮陽，倒是個很有意思的地方。這裏地處黃河北岸，混濁的河水衝積出大片的黃土地，連原野上稀疏的樹葉都像披上了一層透明的黃紗。在幹旱的日子裏，黃土地裂出一道道深溝淺縫，農夫、農婦心焦如焚地看著田裏的豆、麥秧苗由枯黃而逐漸枯死。然而，一遇發水的年景，數百裏的範圍都成了澤國，那些窮困的村莊大部分被大水衝掃、淹泡而蕩然無存。一般的百姓在一次又一次的旱、澇、疾疫和戰亂中掙紮，每一個生命都像係在一根細細的遊絲上，稍稍一碰就會中斷。就是僥幸能多在這個世界上存活些時日的人，也隻有以豆為飯，或以豆葉為羹，甚至用糠來填充肚皮。貧窮和饑餓一直是籠罩在這一帶絕大多數家庭頭上的兩大陰影。

濮陽的土地雖然長不出什麼好莊稼，可濮陽城卻是當時的一個有名的商業城市。

中國古代城市的迅速發展，是在戰國時期。春秋時期以及春秋以前的西周、殷商，國都以外的城市是寥寥無幾的，而且城市的規模很小，人口也很少。春秋時期的諸侯國的國都也不過方圓九百丈，卿大夫的都邑僅有國都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九分之一。一般的邑，住戶不過千室，多數的邑有百室，最少的隻有十室。到戰國時期都市的規模顯著擴大，都邑的數目迅速增加，全國各地大小都市星羅棋布。三裏之城、七裏之郭的城市相當普遍，千丈之城、萬家之邑已十分尋常。各諸侯國的國都所在，都是相當大的城市，首都以外還有許多商業城市。齊國的國都臨淄是各國國都中最大的一個城市，它建立在淄河西岸，有大、小兩城。大城南北約4.5公裏，東西約4公裏。小城在其西南角，周圍約7公裏。豪華的宮殿就矗立在小城的西南角。據記載，戰國時期的臨淄城十分繁華，城內共有七萬戶人家，約二十一萬男子。商業活動構成城市生活的重要內容，市民生活相當富裕，豐富多彩。城裏有各種各樣的文娛活動：鬥雞、走狗、六博、蹴鞠（踢足球）等遊戲和吹竽、鼓瑟、擊築、彈琴等演奏，供人們欣賞和消遣。寬闊的街道上往來著忙碌的官吏、商賈和農夫、士人，人多時常常擠得車輪相撞，肩膀互碰。城裏的人多到衣襟連起來可以當帳帷，衣袖舉起來可合成幕，大家一揮汗就猶如下雨一般。這是一個多麼繁華、熱鬧的都市啊！

其他國家的國都，雖不如臨淄大，但也都相當繁榮：楚國國都郢，人多時街上也是車相碰，人擦肩，你擠我，我擠你。有的文獻記載形容：在郢都早上穿上新衣出門，晚上回來就擠破了。燕國的國都之一武陽（燕下都，在今河北省易縣東南）有東西兩城，河道將兩城隔開。東城的北半部和東半部有宏麗的宮殿群。宮殿區的西半部和南側，有密集的冶鐵、鑄錢、製骨、製陶等工業作坊。坊中的大道兩旁店鋪林立，熱鬧異常。鄭國的國都新鄭，其大城南北也有4.4公裏，東西達2.8公裏。商業、手工業發達程度一點都不亞於郢和武陽。大的國都還有秦的鹹陽和趙的邯鄲以及韓的鄭、滎陽，魏國的大梁等。

各國國都之外，戰國時期還出現一批商業城市。其中重要的有燕的涿（今河北省涿州市）、薊（也是燕國國都之一，今北京市西南）。

魏國的溫（今河南省溫縣西南）、軹（今河南省濟源市東南軹城）、安邑（今山西省夏縣西北）。

韓國的屯留（今山西省屯留縣南）、長子（今山西省長子縣西南）。趙國的藺（今山西省柳林縣西）、離石（今山西省長治市離石區）。

齊國的即墨（今山東省平渡縣東南）、安陽（今山東省曹縣東）、薛（今山東省滕州市東南）。

宋國的陶邑（今山東省定陶縣北）。

楚國的壽春（今安徽省壽縣）。

秦國的雍（今陝西省鳳翔縣南）、櫟陽（今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北）。

三川之二周（洛陽、鞏義），等等。

這些都是交通發達、商業繁盛的重要城市。

衛國的濮陽在這些城市中，雖不如臨淄、鹹陽、邯鄲大，但也相當繁華。其程度可與陶邑相比，人們常常是“陶衛”並稱。這裏，地理位置給經商的人們以發財的機會：濮陽恰在黃河的彎曲處，喧鬧的河水雖然常常把兩岸的莊稼、村莊以至老百姓都衝得一幹二淨，用厚厚的黃沙一遍又一遍地覆蓋大水後的中原大地。但是，當黃河不發脾氣的時候，她又像一個溫順的少婦，穩重而和緩地從這裏流過。在這些歲月裏，她又為人們提供舟楫之利。地處黃河岸邊的濮陽因此成為交通十分便利的地方：從這裏溯河而上，不遠就可到達周朝的國都洛陽。進入戰國後，洛陽雖已不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可仍是全國有數的幾個繁華都會之一。從濮陽順黃河而下，可到以盛產魚鹽粟帛豆麥著稱的齊魯文明、富庶之鄉；由濮陽向南，黃河水係又與鴻溝水係和淮河平原水道交通網聯結起來；向北過黃河則可直抵北方的大都會邯鄲。四通八達的優越地勢，為濮陽人經商致富準備了天然條件，從而造就了一批商人。濮陽也就成為當時中國境內的一個商業都會。呂不韋就是出生在濮陽的一個家富千金的大商人家庭裏。

商人，是商品經濟出現後社會上出現的一個階層。早在公元前16世紀至前11世紀的殷王朝時期，由於農業和手工業的發達，都市和交通的發展，商品經濟就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不少奴隸主貴族從事商業交換的活動，在殷都（今安陽）有眾多的行商坐賈。商賈的活動足跡東北達到渤海乃至朝鮮半島，東南達到今日之江浙，西南達到今日之皖鄂乃至四川，西北遠達今日之新疆。從甲骨文中可知：殷代已出現具有貨幣性質的等價交換物——貝。用來交換的商品除農產品、手工業產品、珠寶、獵物以外，還有奴隸。有的商人長途販運，駕車浮舟數月往返一次；有的商人結隊遠行，獲利達十倍數十倍。商業活動在殷人社會生活中占極重要地位，所以殷人又稱為商人。到西周時代（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8世紀）因實行莊園製經濟，商業活動似不如殷代繁盛，但仍有不少封建領主在經營商業。他們往往派出家臣和武士“肇牽牛車遠服賈”，牽牛駕車到遠地去經商。有時竟能獲三倍以上之利。這個時期已出現了金屬貨幣，商品經濟有一定發展。然而，作為獨立的商人，即並非奴隸主和封建領主而專門以經商為生的商人，是從春秋時期才開始出現的。他們是當時新興的階層，最早的一代商人是從下層奴隸主、封建地主、庶民或被解放的奴隸中分化出來的。商人是生產發展、經濟繁榮的產物，又以自己的經營活動推動經濟向前發展。哪裏有商人活動，哪裏經濟就活躍，交通就便利，市場就繁榮，生活水準就較高，社會風氣就較開放。總之，商人集中的地區往往是社會的先進地區。

然而，中國商人自從作為獨立身份剛一出現，就遭到統治者的歧視和排擠。春秋時期的齊國政治家管仲（？—前645年）將國中居民分為士、農、工、商四類，令其分區定居，不準雜處，也不準改變身份，“商”則居於末位。管仲還是一位懂經濟、善理財的改革家，對商尚如此看待，其他的統治者更不待言。而春秋戰國時期的絕大多數思想家和政治家，無論是持何觀點，幾乎都鄙視商人。以孔子為代表的影響極大的儒家，主張“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認為經商是“小人之事”，“君子”是不屑為的。而重視發展生產的法家，也視商業為“末業”，宣揚隻有農業才是“本業”。商人被指定要穿特定顏色和質料的衣服，以與其他身份的人相區別。有的諸侯國還規定商人不準乘車，不準當官，等等。這都反映了統治階級和全社會對商人的歧視和打擊。“重農輕商”是從商人一出現就開始的，它是統治階級一貫的政策，又是社會普遍心理和價值觀，最後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頑固的傳統勢力。

不過，社會發展自有其本身規律。中國古代雖一貫“輕商”，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到春秋戰國時期，商人已經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有些商人擁有巨額資本，足以壟斷市場；有的富商竟能與國君分庭抗禮；有的大商人還能左右政局。如春秋戰國之際的範蠡，在齊的交通中心、商業城市陶邑經商。他采用古代經濟學家計然的貿易理論“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十九年中三次致富千金，家富巨萬，號稱“陶朱公”。又如衛國的端木賜，字子貢，經商於曹、魯兩國，家富千金。他常常帶著成群馬匹馱著禮品聘問各國，國君無不與之抗禮。到戰國末期，這種大商人愈來愈多，而不少大商人在擁有巨額財富之後，往往像端木賜一樣，插手政治，其原因固然是經濟活動需要有政治上的保障這一必不可免的規律；而在商人的潛意識中對“重農輕商”傳統的逆反心理，大約也是使他們熱衷於政治活動的重要原因。

呂不韋經商，由經濟領域伸向政治領域，從販運財貨進而買賣國君、從操縱市場發展到控製政權，正是代表了中國商人投機的一般軌跡。

在呂不韋的故鄉，因為商業發達，風氣更加開放，男女之間的往來似乎比中國的其他地方更隨便。早在戰國時期以前，一些文化“先進”的地方，比如齊國和魯國境內，早把異性之間的接觸視為“大防”。尤其是春秋時期，經過出生於魯國曲阜的孔子（前551年—前479年）那麼一提倡，恨不得連街上行走也要男女分開，以顯示“禮儀之邦”的高度“文明”。盡管在這些地區不少王公貴族背地裏偷雞摸狗：有的奸繼母，有的淫兒媳，有的與嫂通奸，有的霸占弟媳，甚至嫖妓宿娼無所不為，而表麵上還將“男女授受不親”奉為準則。正是所謂“禮教”把男女之間的關係弄得越來越不可思議的時候，在呂不韋的家鄉濮陽卻可以常常見到另外的一些場麵：不論是在風和日麗的白天，還是明月高照的夜晚，在濮水岸邊總是有一些青年男女雙雙前來幽會。他們卿卿我我地嬉戲於桑林之內，或用情歌表達思慕之苦。從流傳下來的一些歌詞中也可以想象出這些熱戀中的男女行為是多麼自由、大膽，他們唱道：

心上的人兒，等著我啊，

等我在桑中。

咱倆悠閑地漫步，走啊走啊，

不覺地走到上宮。

平日去淇水的路那麼遙遠，

今天怎麼這樣快，

你就送完了這一段路程！

深情的歌詞，反映出這裏的社會風氣多麼開放。可是，這種開放的風氣卻被那些“禮儀之邦”的“正人君子”斥為“淫邪”。流行於濮地的大膽表示男女之愛的情歌，也被視為洪水猛獸，被稱為“亡國之音”。其實，幾支流行歌曲如何能使國亡？所謂“桑間濮上”簡直被人說成是古代的紅燈區。奇怪的是，盡管外地的貴族老爺們對濮地的風俗看不慣，把包括濮陽在內的鄭、衛地區的流行音樂稱之為“鄭衛之音”，並嗤之以鼻，可他們背地卻又偷偷地學起這種“淫邪”的鄭衛之音。到後來連保守出名的秦國宮廷內也公然欣賞起鄭、衛的輕歌曼舞了。可見，濮陽地區的音樂、歌舞必是相當動人的，這裏在其他方麵也應是開風氣之先的地區。包括商人在內，鄭、衛之地的居民文化和意識，都居領先地位。

這裏的商人走南闖北，見多識廣，又居於開放的文化氛圍之中。因此，政治上極其敏感，許多商人參與當時的政治、軍事鬥爭，表現出相當高的水平。

春秋時期，距衛國不遠的鄭國，有個大商人弦高。鄭穆公元年（前627年），弦高販牛途中，在滑國（今河南省偃師市）偶然碰到大批的秦國軍隊從此地經過，向鄭國開去，經探詢原來是秦軍偷襲鄭國。剛剛離開鄭國的弦高知道國內毫無防備，秦軍一至必遭滅頂之災。他急中生智，當即將所販之牛趕進秦軍陣營，並請見主帥。“敝國國君知將軍來下國，”弦高對秦軍主帥鎮定地說，一點也看不出這是臨時編造出來的，“特派我送牛犒勞貴軍。”

秦軍主帥大吃一驚，以為鄭國早知此次軍事行動，不免放慢進軍速度，接受弦高犒勞。而弦高則暗暗派人回國報信。待秦軍抵鄭國時，鄭國早已得到弦高的密報，舉國上下厲兵秣馬充分作好迎敵準備。秦軍主帥得知，自然不敢輕易進犯，原來計劃好的偷襲方案從而宣告破產，率兵悻悻而返。可見弦高這個商人如何機敏，也表明商人並非不關心政治。

到呂不韋生活的那個年代，鄭、衛之地成為秦軍與東方各國交戰的前線，每個有識之士都必須根據戰爭的變化，選擇自己的前途，至於商人對政治的關心程度，當然也遠遠超過弦高的時代。

事實上，衛國的處境也迫使呂不韋到衛國以外去謀求出路。因為魏國一直是秦國的攻擊對象，而從公元前275年開始秦國大舉進攻魏國，曾三次圍攻魏國的國都大梁，企圖滅亡魏國，隻因燕、趙與魏聯合抵抗秦國，才使秦放慢了亡魏的速度。但此後的十年，秦和魏、趙的大戰連年不斷。衛國的濮陽處在雙方交戰的要衝，秦軍早已兵臨城下，作為魏國卵翼下的衛國，被秦吞並隻是遲早的問題。呂不韋的父親，是個“家富萬金”的大商賈。年輕的呂不韋自幼在商人家庭熏陶下成長，又生長在衛國濮陽這種特殊的文化背景中，麵對著即將來到的社會劇變，無論是為保住萬金的家資，還是追求個人出路，他都必須將活動範圍擴大到衛國以外。而商賈的本性不僅是要保持家產，且隨時要準備將資本投向利潤最大的場所，以便積聚更多的財富。邯鄲又是當時全國有名的大都會。所以，抱著對未來的憧憬和遊樂的目的，懷著冒險心情，大約在公元前的265年，呂不韋便來到向往已久的趙國國都邯鄲。

呂不韋初次來到邯鄲，這裏的一切使他眼花繚亂。邯鄲遠比濮陽繁華得多，這座趙國的國都始建於公元前386年（趙敬侯元年），到那時已有百年的曆史。這裏不僅是趙國的政治中心，而且是南通鄭、衛（今河南省境內），北接燕、涿（今北京市附近），東連齊、魯（今山東省境內）的交通樞紐，是關東各諸侯國中最大的商業城市之一，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邯鄲城建得規模宏偉，布局嚴謹。全城呈不規則的“品”字形，由北、西、東三城組成。其中的西城聳立著巍峨的宮殿，北城和東城為市區和臣民住宅。全城安排得井然有序。那西城的區域中，高高的圍牆內，信宮和東宮等一座座龍樓鳳閣、桂殿蘭宮，錯落有致地佇立，有數不盡的瑤草瓊葩、珍禽異獸養育其間。還有聞名各國的叢台，如同仙境。王城長寬均逾千米，氣勢恢宏。在當時各國的王宮中，尚沒有能與之相當的。連接王城和東、西兩城的幾條大道，可以並排走幾輛車。那道路兩旁的店鋪、驛舍、酒肆鱗次櫛比，行商坐賈雲集。就是那一般百姓的住宅，也比其他小城的茅屋草舍潔淨、整齊。這裏且不說趙王的宮殿金碧輝煌，也不說那通往大路上的高軒華輦、熙來攘往，就說那邯鄲城內的女子，在當時的中國，也是極其時髦的。邯鄲女子頭發梳成高髻，髻上綴滿珠光寶氣的發飾，甩動著一雙飄然欲仙的長袖，走在路上那種姿勢簡直美極了。所以，連邯鄲男人走路的風度、姿勢，也成了各地追求新潮的年輕人競相模仿的對象。有一個故事說，燕國的壽陵有幾個風流少年，聞知邯鄲人走路姿態優美大方，就相約到邯鄲來學走路。他們來到邯鄲後，竭力模仿這裏人的動作。可是他們隻是從形式上模仿，結果不妙——這幾個追求新潮的小夥子，不但沒學會邯鄲人走路的樣子，而且連自己原來走路的能力也失去了，最後隻好爬著回去。這個“邯鄲學步”的故事雖然不免有點誇張，不過從這個故事中可以得知邯鄲是個多麼使人向往的地方。呂不韋來到這花花世界，不覺神魂飄蕩、目不暇接。

邯鄲城裏車水馬龍，俊俏的姑娘和年輕的媳婦打扮得花枝招展，在鬧市上遊來蕩去，一點也沒有齊魯之地婆姨們的那種樸實之風。這裏的女子觀念十分開放：富貴、講究享樂是她們人生的宗旨。呂不韋走在街上，隻見道路兩旁的紅門粉牆之後，時時閃現出濃妝豔抹的美人，深院繡樓之間斷斷續續地傳出箏瑟管弦之聲。有些倚在門前的漂亮姐兒，大膽地向這位外地來的年輕商賈頻送秋波。趙國和鄭、衛的風俗一樣：女子皆以進入富貴之家為榮。因此，當時各國諸侯王的後宮和有錢人家的姬妾，幾乎都有來自趙國的風流女子。她們可沒有那麼多的顧慮和牽掛，隻要符合她們的條件，就會不遠千裏、不擇老少地投進一個哪怕是不相識的人的懷抱，而這唯一的條件就是資財。

呂不韋是濮陽有名的闊老板，就那一身裝束入時的打扮和隨身攜帶的貴重行李，就引得那些風流浪蕩的趙國女子垂青了，更何況呂不韋正滿懷壯誌，眉宇間自不免流露出超凡脫俗的神采，簡直把邯鄲城裏所有的輕薄娘們兒都勾得魂不守舍。所以，當呂不韋經過長途跋涉，剛在館驛裏住下之後，就不斷有長衣曳地身著流行服裝的時髦女人找上門來。這位花花公子不僅來者不拒，而且主動出擊，到處尋花問柳。舉凡歌舞宴飲淫樂之所，都留下過他的足跡和錢財。不長的時間，他幾乎把這個豪華城市的酒樓、妓館、賭場和豔窟都玩遍。和他相好的俊俏姑娘、媳婦、歌妓、舞妓以至姬、妾，等等，當然是不會少的。流連於邯鄲的歌樓舞榭，懷抱著粉麵細腰、如花似玉的美姬豔妓，呂不韋並沒有沉湎於眼前的享樂而忘卻他來到此地的目標。他是為獲取更多的財富而來，是要搜索一種能贏大利的商品。早在離開家鄉之前，他就下定決心，不能像自己的父親一樣銖積寸累地一點一點地撈取財富，而要做大買賣。因此，不論是那些勾魂攝魄的秋波，還是那令人骨酥肉麻的玉體，都絲毫未能削減他發大財的野心。他一麵有一搭無一搭地做著生意，一麵在歌舞場上、宴席之間尋找那種一本萬利的商品。

真可謂功夫不負有心人，這種一本萬利的貨物終於被呂不韋發現了。有一天，呂不韋行色匆匆地跑回家來，急不可待地對他的父親報告說：

“我找到了一宗一本萬利的生意。”

“什麼生意？”他父親急切地問道。

“春種秋收憑賣力氣耕田能收到幾倍的利？”

“大約有十倍吧？”

“販賣珠玉珍寶能掙幾倍利呢？”

“百倍!”

“那麼，立主定國，把一個國家的頭兒買過來能賺多少倍呢？”緊接著呂不韋提出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問題。

不難想象，聽到這樣的話，老呂頭兒嚇得目瞪口呆，停了半天才從嘴裏擠出兩個字：“無數……”

這個“無數”的含義，不知是指“立主定國”這種駭人聽聞的生意，自己從來沒聽說過，心中“無數”，還是指這宗膽大的買賣，可贏利“無數”？反正老頭兒對自己的兒子想幹什麼已經無法猜測了，隻好聽呂不韋自己亮岀底牌。

“當今之世，拚命種田，出死力耕作，到頭來也隻能混個吃飽穿暖。”呂不韋以教訓的口吻說出了自己的打算，“若能定國立君，把一個國家的頭兒買到手，不僅一生吃穿不愁，而且榮華富貴可澤及後世。我就想做這筆生意。”

聽著呂不韋胸有成竹地一口氣說出這麼個驚人的計劃，老爺子瞠目結舌愣了半天，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個家富萬金的大商人一輩子什麼生意沒做過？可是，買賣國君的交易卻連想都沒想過。見兒子竟有這麼大的膽略和氣魄，他知道自己遠遠落後了，沒有什麼可說的，隻有自歎弗如的份兒了。

呂不韋向父親報告以後，沒有再停留，重新打點行裝，離開殘破的、岌岌可危的故國，返回邯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