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有些拒絕,但是於歡還是配合了詢問。
關於那一晚的事情,於歡所說的和當年的筆錄內容基本一致,並沒有任何可以值得推敲的地方。
這讓我有些失望。
畢竟,不論當年的案件卷宗,還是包括王詩晴在內的證人,甚至是段悅娟的母親以及生前的朋友劉思純,我們了解的信息仍舊非常有限。
即便這些有限的信息,也和徐之陽在書頁上寫下的“冤枉”二字毫無關係。
就像邱楚義所說,這起案件中最關鍵的兩個人都去世了,我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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