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耕的邏輯很清楚。
大唐並不是一個法製國家，其官員斷案，講究一個情禮法的結合。
情者，人情世故是也。嚴武這個案子，講情是沒法子講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講禮更沒兒講，父親殺兒子，需要理由嗎？孔子隻教大家“小仗受，大仗走”，可沒說父親會什麼樣子。
事到如今，也隻能講法了。
法還是比較好講的，從法律的角度講，嚴武一點罪責都沒有。現在大唐最應該講究法律的，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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